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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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 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
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当今世界，大国关系是牵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冷战后各国关系呈现出新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大国之间的关系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存、局部冲突与动荡仍存，世界各国关系虽然看似风平浪静，然而却深藏着风风雨雨。国际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一切都建立在维护各国利益的基础之上。当前大国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美俄关系、中美关系、欧美关系以及中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态势:美俄关系在历经曲折发展后重新走向较量，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双方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时欧美盟友重新获得合作动力，而中俄关系也迎来较为缓和的时期。
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迎来了较快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断扩大贸易、发展生产，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在借助内部改革和外部良好机遇的有利条件下，很快提高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这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着很大的冲击，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地位有所下降。
从不久前的G7峰会来看，其走向与面临的问题无疑折射出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变化。 一是G7峰会影响力下降，凸显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削弱与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近年来，G7峰会的落寞与新兴大国快速崛起形成了深刻的比照。冷战结束初期，G7曾囊括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这7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一度超过50%。然而时过境迁，年主要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中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跃居全球第一和第三位。也是在年，由于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全面激化，G8峰会将俄罗斯排斥在外，重新变为G7集团。由此可以看出，未来俄罗斯与西方集团博弈仍将持续升温，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三是面对此起彼伏的各种国际热点，本次G7峰会仍旧应对乏术、力不从心。反恐是本次G7峰会重点讨论的议题。中东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以及今年年初以来欧洲国家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再次引发了西方国家的高度担忧。本次次G7峰会专门将反恐议题放在首日，但并未能就打击伊斯兰等议题提出具体方案，仅再次重申联合应对恐怖威胁的决心。
虽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处于良好的合作关系状态，但目前来看，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朝着合作互利方向发展的。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来看，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
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奥巴马上台后，中美两国关系明显更加缓和，因为金融危机的阴霾笼罩，加之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背负着巨大的债务危机，不得不依靠中国的借贷以缓解燃眉之急。年9月份，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变化。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意在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这一难题，亦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共报告提出了新的重大外交理念，清晰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基本国策，选择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发展国际关系的旗帜;与此同时，捍卫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不二选择。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支柱。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现实告诉我们，必须要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共度难关。顾总体看来，当前大国关系正从一种利益相悖或相同的简单敌友关系走向互利合作与利益竞争并存的关系演变，相互合作、合作共赢、互惠互利正成为日后大国关系的主要演变方向。美苏冷战后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将会被逐步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大都主张合作互利实现共赢，一方面带动了世界各大国关系的友好合作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过去的一超多强或者单极格局正在走向解体。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正推动着国际体系关系的新变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正实现突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国际政治安全体系酝酿重要变化，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改革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呼声越来也大;国际规则竞争日益激烈，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追求权益的平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不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不断加强。
当前大国关系的变化无非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向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风险和机遇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全球化各国都无法避免，最终只能在博弈、调整与协调中实现共同发展。
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3
【摘要】中国作为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地缘矛盾也相应最多。中国作为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就像一条“V形热点线”，呈放射状特点，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
进入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面临新的严峻挑战。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周边形势趋于复杂，各种挑战趋于严峻。 中国作为邻国最多的国家，地缘矛盾也相应最多。中国作为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目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突出而又迫切的问题主要有：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之间的问题，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中日关系存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主权之争和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南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存在岛屿主权和海域划分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中印关系存在严重领土争端，美国力图建立新的反华包围圈以全面遏制中国。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展开了角逐。这也进而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不仅打通连结扩大了北约和强化了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以中亚为地缘战略支点，以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境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及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强大的邻国就像一把双刃剑，假如它对你友好并能给你带来利益，就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利益倍增，这个邻居越强大，你所获得的利益可能也越大，反之亦然。所以说，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冷战最大的遗产。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核问题的第二次集中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韩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日本是中国的海上强邻，是当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又是一个曾经对中国进行侵略统治并至今对此没有清醒反省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掌握核武器的国家。 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行为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因素。进入21世纪，日本决定建立对付“中国海军舰艇活动”的“护岛部队”，2004年更是确认中国为“安全威胁”，实现了安全战略从“防御”的“进攻”的政策转变。
在南亚的印度半岛，印度自称是一只大象。印度21世纪的宏观目标是控制南亚和印度洋，所以，印度大力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其21世纪军事战略是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目标是威慑巴基斯坦，制弱小邻国，遏制中国，拦阻地区外大国向南亚渗透，实现控制印度洋，跻身世界一流大国行列。印度洋是中国与中东、波斯湾、地中海、东非等地联系的海上必经之路，印度控制了印度洋，就等于控制了中国通往这些地区的海上通道，威胁到中国的石油安全。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更直接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
要隐患。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在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克什米尔冲突时紧时缓，印巴冲突对南亚安全局势，和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有着重大关系。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必然向海洋型经济方向发展，中国的海洋权益日益重要。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冲突争议日益增多。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非法占领我中国南海的岛屿，开采油气资源，严重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之争，不仅存在岛屿之争，还有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之争。中国和日本除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朝韩在东海域划界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些问题都是关于资源和地缘优势争端，而这些海洋权益一旦丧失，将严重危害中国国土安全。
当前我面临的安全环境，既不同于冷战时期，也有别于冷战后初期。要求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的态度，复杂的眼光，尽可能做出全面准确的判断。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更要看到挑战和不利的一面。
地缘环境是影响我国家安全的长期性因素，“先天不足”的特点警示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努力做到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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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4
摘要：中美关系当前正处在崛起国面对霸权国的结构性困难时期，但无论从双边还是全球利益出发，这对战略性关系的合作性基调都必须得到保障。未来中关之间的战略互信问题仍将对两国关系产生根本性困扰，而除此之外双方还将遇到更多更复杂的具体问题。即便如此，两国合作的客观基础和主观意愿依然较为良好，双方若能坚持努力管控矛盾、大力推进在可能的领域进行合作，则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必能更加坦荡明亮。
关键词：战略关系 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论文
在过去半年里，习奥“庄园会晤”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为年的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正能量”。双方领导人在这些场合表现出的规避冲突、积极寻求合作的态度，说明中美关系已经逐渐成熟稳定了下来，一向严肃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甚至把双方的这种合作努力称之为“多年来我们在中美关系上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虽然诸如东南中国海问题、对台军售等问题总是难免在中美关系中反复凸显，但两国关系总基调的良好现状基本可以确定。尽管如此，未来中美之间仍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挑战与困难，这对真正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如何摆脱“大国政治悲剧”的怪圈，走出一条国际关系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新型大国合作道路，始终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问题。
一、中美关系的战略性意义与困境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它其实是一对“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即现存国际秩序领导者和最具潜力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从一战前的英德到冷战时的美苏，这样的关系从来都很难处理;而今天的中美两家为了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又必须处理好，这一过程当中自然少不了诸多的困难与艰辛。从今天全球化发展的深度上讲，中美两国所具备的经济和政治能力本身已经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两国间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必要保障，加之全球性问题的突显更是只有由中美这样的能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合作才能解决。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差距更进一步加大，过去二十年全球化的扩张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在集中爆发。各国内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与政府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包括最强的中美两国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今天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挑战。中美两国的“超大性”决定了它们必须为全球负责，而承担好这份责任的基本要求就是两国关系的合作性质。
从主观上讲，对于美中“老大和老二”关系的复杂性和中国当前所处国际地位的微妙性质，国内的认识普遍是不足的，这成了我们外交工作进行更具历史适应性调整的一个障碍。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都在发生着程度不一的改变，这也是中国外交最近几年频繁遭遇挑战的重要原因。而我们国内的知识界与媒体界大多没能全面看待“GDP世界第二”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多数人倾向于贬低这一数据本身的价值，这从国内治理的角度来讲的确无可厚非，他们的观点提醒着中国不可盲目自大，仍需谨小慎微地改善治理和发展经济。但这样一种压倒性的舆论导向却造成了我们时常无法看清和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事实的反应状态，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近几年我们对外战略上的消极态势。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国内的外部意识有一个更加合乎实际的观念转变与更新。
然而，客观上更现实的困难却在于中美关系这样一对战略性关系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战略基础的缺失和战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即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信任赤字”问题。在经历了2l世纪前十年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互信缺失”日益凸现起来，今天我们在两国的民众与部分精英之间都不难看到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态度。据CNN2010年11月的民调报告显示，58%的美国民众认为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中国是美国的巨大威胁，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35%。在年年初，另有权威联合民调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反感的人群达50%，而这一数字在上世纪末不到20%。更有年3月的拉斯姆森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民众把中国看做至少是经济方面的巨大威胁，其中25%的人把中国描述为“敌人”。再看中国方面，我们任何时候上网打开各种论坛、微博都总能看到对所谓“美分党”、“带路党”的攻讦，甚至有部分人把赞赏美国的行为视同“卖国”。客观而言，虽然这些数据和网上言论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但它们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两国民众当中部分政治积极分子的态度，并能对两国的政治产生影响。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民粹的力量都在抬头，只不过这次美国的民粹政治是产生于社会经济困难的大背景下，而中国方面则是缘于某种意义上民族自信与自尊的过度膨胀。
在中美两国的学界当中也不乏对双边关系十分悲观的表达。基辛格曾用“克劳学派”一词来指代美国国内一批坚信中国崛起与美国国家利益直接冲突的思想界精英。该词来源于一战前英国外交官克劳就德国崛起所撰写的一篇著名的分析文章，认为无论“崛起国”的言行如何表现，其本身能力的发展最终必将导致其与“现状国家”(霸权国)的“生存”互不相容。类似的观点在当前美国的政界、商界拥有着一定的市场。中国国内，所谓“中美必有一战”的言论多年来也不绝于耳。中美两国各自的“鹰派”虽然并不为国家最高领导层所赏识，但他们却以意见领袖的身份赢得了国内民粹舆论的喝彩;也为民间存在的“交恶感”提供了所谓“理论依据”，获得百姓“认可”了的这些意见领袖对自身所持的“中美关系悲观论”也变得愈发自信起来了。如此一来，中美两国在国内社会舆论上都呈现出对两国关系某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悲观意识。
事实上，中美两国间的“互信”或说战略基础并非从来都是缺失的。总体来讲，除了1989到1992年由于特殊历史事件造成的短暂动荡外，双方先后经历了两个长期稳定的、基于明确战略基础和定位的大范围合作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基础在于共同防卫来自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合作在这一阶段可谓获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这一年不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最重要的主题应该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亚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谋求霸权的努力”，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的苏联。而中美之间的密切关系给冷战的紧张氛围注入了巨大的积极因素，并最终促进了整体国际格局的变迁。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9年，这一时期双方的战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国努力谋求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美国则接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标志。中方在这一时期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国内推行市场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国际市场;美国国内虽然屡屡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大体上也还是乐于见到中国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国际规制之中。双方在这一阶段的这种战略合作无疑也是双赢的。中国自然是“搭”了美国推动的全球化“便车”，实现了让世界惊叹的经济发展，实力与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商界明确表示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发展为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⑦同时，“中国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政治领域，得到中国合作与认同的美国霸权如日中天，并在外交和海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反恐战争)上获得了巨大空间。
双方的分歧爆发点应该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本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失败的，这场万众期待的“盛会”最后在一片争吵和嘘声的混乱中结束，只留下了让各方都不满意的一纸空文。西方的不少主流媒体在会议期间和其结束之后都在指责中国，认为中国是搅乱大会的罪魁祸首，而中国则感觉这场大会更像是“富国集团”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现在回过头去看，把会议失败的原因全归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但西方媒体观察的另一现象却的确存在——即在此次会议上实际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以中国为主要代言人的“基础四国”及77国集团(事实上是131国)，同美国带领的“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发生了立场鲜明的正面对峙。西方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影响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自由行动意志”，进而能够“把这全球性的大会演变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外交博弈的战场。”
辅之以同年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各自的应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论是在发展模式还是对未来世界的认知方面都已与美国表现出明显不同。而对美国而言，哥本哈根大会的实例给予了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完全可以不认可美国，反而在世界范围内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领导”相对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同美国抗衡。如此一来，双方对于之前“融入——接纳”模式的战略基础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会发生动摇，相互间的猜疑日渐增多，中美关系的困难也就再所难免。
二、中美关系现状中的新问题
在整体战略基础欠缺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在后危机时代伊始就事实上处在一种有如传统“权力转移”情境下的长期“战略敏感”心理期，各自的合理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西方媒体正在把今天中国外交的许多言行认定为“咄咄逼人的”。而面对美国自2010年开始推行的“重返亚太”政策以及在中日争端中所持的暧昧立场，中国舆情的反应多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组建“包围圈”的阴谋。也因为这种深刻的不信任，尽管双边关系在年的多数时间内连续发出“利好”讯号，但对未来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的人有增无减。
中美关系中“老生常谈”的问题固然是传统的“3T”问题，即台湾(Taiwan)、西藏(Tibet)、贸易(Trade)。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这一点我们下面还会谈到。
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几方面的争端：
1.中美围绕亚太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当前的情况十分微妙，整个东亚地区都是经济上依赖中国(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安全上倚靠美国，这种局面会持续多久，以什么形式演变将决定亚太地区格局的未来。
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5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
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 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
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