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七篇
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篇1
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进藏担任岗巴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三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孔繁森到任仅四个月的时间，就跑遍了全市八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奔波操劳。孔繁森对于分管的卫生和民政工作也同样的投入，为了结束尼木县续迈等三个乡群众易患大骨节病的历史，他几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孔繁森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面对人生之路又一次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阿里地处西藏自治区的西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仅有六万，地广人稀，这里长年气温零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度，每年7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1993年春天，年近50岁的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阿里的情况，孔繁森逐县、逐区、逐乡的跑，实地考察、求计问策，与当地干部一起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遍了98个，行程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到处都留下了孔繁森深深的足迹。
在阿里，孔繁森同时兼任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为阿里的军队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1990年，迟浩田将军就诚曾写下“心连心，同命运，共呼吸”的条幅赠予孔繁森。
为了加速阿里的发展和振兴，1994年11月，孔繁森带领阿里工作组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途中他在4页便笺上拟就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谁又会想到这竟成了他留在高原的绝笔。孔繁森在藏工作十年间，深深爱上了西藏人民和那里的山山水水，早在孔繁森生前《大众日报》《聊城日报》《山东画报》《西藏日报》等报刊都多次报道过孔繁森在西藏的感人事迹。孔繁森第一次进藏工作时，了解到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1988年，他第二次赴藏，随身的物品里就多了一个小药箱，每次下乡时，他都用自己的钱购置药品装满小药箱，工作结束后，他的身边总围着一群等候看病的农牧民，他认真地听诊、把脉、发药、打针、直到小药箱空了为止，孔繁森在拉萨市任副市长时，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每见到这些孤寡老人，就像见到我远在家乡的老母亲，照顾好这些老人，也就是为我的老母亲尽孝了”。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强烈地震，孔繁森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领养了三个失去亲人和家园的藏族孤儿：12岁的曲尼，7岁的曲印和只有5岁的贡桑。
1994年11月29日，一场车祸无情的夺去了孔繁森宝贵的生命。12月10日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举行了孔繁森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骨灰分别被安放在他所工作过的西藏高原和他的家乡山东聊城。12月14日，在山东聊城，两千多名干部群众，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四面八方来到革命烈士陵园，为孔繁森同志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场的干部群众面对着孔繁森同志的遗像和骨灰，都禁不住失声痛哭。当孔繁森的儿子孔杰怀抱着父亲的骨灰送往灵堂时，来自他老家五里墩村的父老乡亲们都纷纷跪倒在地，连声哭喊着“繁森”的名字泣不成声。12月15日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隆重举行了孔繁森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遗像前花圈似海、哈达如云、哭声如潮。孔繁森当年在西藏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曲印和贡桑，怀抱着爷爷的骨灰和遗像，为他们敬爱的孔爷爷送葬。噩耗传到阿里地委所在地狮泉河镇，人们纷纷朝着孔繁森殉职的方向哭泣默哀，12月5日，阿里地委隆重举行了孔繁森同志的追悼仪式，这个不足五千人的边疆小镇赶来参加追悼仪式的竟有两千多人。那一天，一幅挽联十分醒目，上面写着“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这充分表达了阿里人民对孔繁森同志的深切缅怀。
孔繁森同志殉职后，中央领导、山东省的领导以及西藏自治区的领导都专程赶到聊城看望孔繁森同志的亲属。1997年4月10日，新任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由江西南昌抵达聊城，参观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并郑重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全心全意为齐鲁人民服务”。
1995年4月29日，_、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鎔基、刘华清、_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亲切接见了孔繁森同志的爱人王庆芝及其子女以及孔繁森事迹报告团的全体成员。
1995年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批准在聊城建立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的建成，为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教育基地。
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篇2
朱彦夫同志是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人，1933年7月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级伤残军人。1956年，他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的特护待遇，开拓新的人生之路。1957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群众治理荒山、兴修水利、发展教育，经过25年的艰苦奋斗，使全村群众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过上温饱殷实的好日子。2014年3月31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5月16日第二次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荣誉称号。
(一)自费办起山村图书馆和第一所夜校
1957年，那时的张家泉村是出了名的穷村，老老少少识字的没几个。朱彦夫意识到要改变村里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朱彦夫决定在村里建个图书室，但是，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他拿出微薄的抚恤金，置办图书，创办图书室。又办起了山村里的第一所夜校，教群众识字。他亲任教员，为了在黑板上写字，他把粉笔上套上弹壳，用两只残臂夹着写字，弹壳扎进残臂钻心的疼。夜校离家很远，朱彦夫每天拄着双拐，拖着17斤重的假肢，天天晚上风雨无阻。
他的心血没白费，在2年多的时间里，100多名学生从夜校走出，成为张家泉村建设的中坚力量。此后各生产队、大队的历任会计，都是夜校的“毕业学员”。
(二)棚沟造地，向山沟要良田
张家泉村两山夹一河，村边的赶牛沟、腊条沟、舍地沟，把农田分得七零八落。尤其是最大的赶牛沟，常年洪水冲刷，沟里乱石如阵，寸草难生。
要脱贫，先改地。朱彦夫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棚沟造地，用石头把沟棚起来，上面填土，让农田连成片;下边淌水，洪水来了也冲不了地。朱彦夫说：“不干，沟还会一年年荒下去;整起来，就是咱村的粮囤子。讲困难，我这个残废都不怕，你们还怕啥?”一番话，说得人人面露愧色。士气鼓起来，发展就有了希望。忙完秋收，张家泉人开进了“赶牛沟”。镢刨锹挖，筐抬车推，一干就是一个冬春。
一个冬春下来，搬了2万多方土石，建成了1500多米长的暗渠。荒废了的赶牛沟，变成了40多亩平展展的良田，当年增产粮食5万多斤。舍地沟、腊条沟也变成了70多亩良田，直到现在仍给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修建大口井，解决山村缺水问题
张家泉是个缺水村，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别说浇地灌溉，吃水都是难题，为了吃水，村民得跑几里山路。
朱彦夫请来水利专家，翻山越岭，数不清摔了多少跟头。水源找到后，他天天靠在打井工地，现场指挥。数九寒天，张家泉的打井工程热火朝天。打到10米多，井底开始见了水。朱彦夫放心不下，非要下井看看，混合了断肢创面上磨出的血水，生生把假肢和断肢冻在了一起。
经过一个冬天，一眼深6米、东西宽24米、南北长33米的大口井终于竣工了，张家泉村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眼大口井。此后的两个冬天，朱彦夫带领乡亲们一鼓作气，又打出两眼大口井，修建了1500米长的水渠，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匮乏和无水浇田问题。
(四)奔波7年，张家泉村用上电灯
1971年，朱彦夫开始为张家泉架电而奔波。没想到，这场“仗”整整打了7年。架电器材短缺，供电部门爱莫能助。他利用一切外出机会，到处联系架电器材，原本要两个小时卸一次的假肢，经常一捆就是十几个小时。
7年间，朱彦夫拖着残疾的身体，先后乘火车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陕西联系材料来解决村里的用电问题。有太多这样的酸甜苦辣，但终究，两万多公里的奔波，换回了15公里的架电材料。1978年张家泉村结束了点油灯的历史，成了全乡第一个用上了电灯的村。
(五)清廉公正，用抚恤金接贫济困
六七十年代的张家泉村，家家日子过得都很苦，有的吃不饱、穿不暖，有的无钱看病。只要朱彦夫知道的，他必会想方设法尽力去帮助乡亲渡过难关。
村民褚秀才兄弟五个，家里人多地少，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1971年，家里实在是吃不上饭了，四弟饿得干瘦如柴。朱彦夫了解到情况后，回到家立即让妻子送去五六十斤地瓜干，成了褚秀才一家人的救命粮。
朱彦夫当村书记期间，出出进进为村子里办事，从来没有在村子里报销过一分钱，帮村子看水利的、架电的上级来人，没有地方吃饭，都是他掏钱在自己家招待。25年来，他不仅没有在生活待遇上向组织伸过手，而且多次谢绝组织的照顾，主动用自己微薄的抚恤金为集体办事情、接济困难群众。
朱彦夫同志14岁参军，18岁失去双手双脚和左眼，昏迷93天，动过47次手术，却以惊人的毅力，实现了生活自理。面对群众的期望和家乡的落后面貌，他挺身而出，勇挑支部书记的重担，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张家泉村山山水水间，都深深地印下了他立行、跪行、爬行、滚行的“痕迹”。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换来了张家泉村“山上松树带帽、山下林果缠腰”的景象。这都源于朱彦夫同志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源于他对祖国满腔热血、对乡亲们一片真情。
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篇3
1963年7月，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到敦煌，全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文物事业中，在大漠深处一待就是50余年，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极大地提高了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作为考古专家，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碑铭和敦煌文献，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等论文，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她主编的26卷本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总结并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第一次以大型专题丛书的形式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敦煌石窟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
她主持编写莫高窟考古报告，用文字记录、测绘图、图片等形式全面系统地记录洞窟基本信息，为学术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
报告深入解析彩塑和壁画内容，在洞窟形制、内容和艺术特点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和计算机绘图等方法，解决了石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彩塑造型复杂的问题;通过图像采集、处理、色彩还原等技术，表现了洞窟结构、彩塑和壁画原件、原塑和原绘及重修、重塑和重绘的细节、遗迹空间和时代关系及制作工艺等，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同时，采用14C测年和无损或微损分析技术，得到了准确的壁画制作年代和成分。
本报告是完整、科学的档案资料，是莫高窟永久保存、研究、利用的基础和全面复原的依据，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其他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
报告被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为“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英国伦敦大学名誉教授韦陀先生称此考古报告“从未有过的资料系统完整的科学性，将为中国其他石窟寺遗址的考古报告提供标准与模式”，本书也获得甘肃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中国社科研究最高奖吴玉章奖。
樊锦诗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经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颁布实施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以及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科学规划和指南、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在文物保护方面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莫高窟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做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阻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成一定规模，沙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研究和探索，确定和形成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有些技术从材料到施工工艺均为敦煌研究院所独创。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为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不断改进壁画修复技术，实验筛选了几种新的修复材料，等等，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真正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在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实践中，樊锦诗为了将“数字敦煌”用于石窟的展示，以高质量的展陈传播敦煌艺术，她提议并策划实施了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为莫高窟的保护与利用拓展了空间，奠定了新的基础。
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的国际合作，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英国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等机构行了合作研究，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从改革开放以来，樊锦诗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前往日本、美国、英国等国进修;同时还通过在国内大专院校的学历教育和培训，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她倡导设立了敦煌研究院中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设立专项经费，建立课题审报制度;筹集专门的出版经费，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她提出并制定了人才培养、使用制度，大胆起用一批青年专家走上中层领导岗位。
樊锦诗始终坚持贯彻国家“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重视科技在石窟保护中的应用，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路子，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篇4
吴孟超对党无限忠诚，信仰始终如磐。1927年，5岁的吴孟超随家人来到马来西亚，在当地中学毕业时，他和同学们主动把聚餐费捐回国内给共产党，不久后竟收到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在他年少的心里烙上了红色的印记。1940年春，吴孟超抱着“回国找共产、上前线去抗日”的愿望回到祖国，由于战争封锁到不了延安，他只好回国后先求学，考取了当时的同济医学院。1949年毕业后在第二军医大学参加工作，由于归侨背景，吴孟超先后19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直到1956年才如愿入党。从医70年来，他始终把为党分忧、为国解难作为己任，针对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家，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在肝胆外科领域，从零起步，十年坚持不懈，攻坚克难，使肝癌临床确诊率达到98%以上，小肝癌手术成功率达100%，居世界领先水平。每当国家或地方有重大灾害发生，他都会积极参加医疗救援。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他夜以继日奋战在临床一线。2003年抗击“非典”，他日夜坐阵发热门诊，忘我工作。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因87岁高龄没被组织批准奔赴一线，但仍然通过远程会诊为前线服务，并以吴孟超基金会的名义向灾区捐献了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2011年，吴孟超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和“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2019年4月14日《新闻联播：爱国情奋斗者》专题报道了吴孟超院士“披肝沥胆，报国为民铸忠诚”的先进事迹，感动了全国观众。
吴孟超忠于医疗事业，矢志创新奉献。上世纪50年代初，国内肝癌防治领域一片空白。身为外科医生的吴孟超开始向肝脏外科领域进军。经过成千上万次解剖实验，1957年，吴孟超等“三人小组”首次提出肝脏结构“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中国医生从此找到了打开肝脏禁区的钥匙。吴孟超主刀实施了我国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使肝脏手术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肿瘤切除手术，成为肝脏外科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又最早提出肝癌治疗的“二期手术”概念……，一步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提升至世界水平。吴孟超教授先后获得了国家、军队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4项，出版《肝脏外科学》、《腹部外科手术学图谱》等医学专著20部,在国内外许多著名医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820余篇。2004年，荣获“国际肝胆胰协会杰出成就奖”。2015年，荣获“中华医学会终身贡献奖”。
吴孟超甘为人梯，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为我国培养一批又一批医德高、医术精的肝胆外科人才。上世纪六十年代，吴孟超探索总结一套“吴氏刀法”，他主动提出开办进修班，为全国输送肝胆外科专业人才。1979年带头招收肝胆学科研究生，倡导“哑铃模式”，利用国内外先进医疗平台培养人才。王红阳加入吴孟超团队后，团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当初的肝胆外科研究所现已发展成为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创建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肝胆疾病研究和诊疗基地。王红阳2005年光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书写了一个专科医院拥有2名院士，而且是师生院士的佳话。同时，吴老也打造了我国肝胆外科“五世同堂”的人才方阵，为我国肝胆外科雄踞世界一流集聚了强大的力量。
吴孟超信守职业道德，坚守医者仁心。吴孟超把医学看作是一门“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他每次接诊，都对病人亲切微笑，聊聊家常，拉近与病人的距离。冬天查房，他总是把自己的手捂热，再去触摸病人的身体，还常常用自己的额头去感觉病人的体温。做完检查，他也忘不了为病人拉好衣服，还摆好床下鞋子。每年大年初一，他都会到床边，给住院的病人一一拜年，送上新春祝福。年逾九旬的他还坚持开设“星期二门诊”。他倡导规范化医疗，不给病人重复做检查，在同等疗效下，处方只用对的，不用贵的。吴孟超所带领的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曾连续五次蝉联上海市专科医院“病人满意度”万人调查第一名。吴孟超本人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家”荣誉称号，2017年，获全国“最美医生”称号。从医70年来，吴孟超救治了16000多名患者，完成了一例例教科书般的经典手术。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诊，经过12小时手术，吴孟超大汗淋漓地给他切下一个重达18公斤的瘤子，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肝血管瘤切除术。2004年，湖北女大学生王甜甜肝部长了巨大的血管瘤，位于手术“禁区中的禁区”的中肝叶，被多家医院拒收。直到找到吴孟超后，手术做了整整10多个小时，才把足有排球大的瘤子切下来。吴孟超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和医生要从自己做起，千万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摇钱树。我们是军队的医院，必须带个好头。吴孟超始终把全部精力奉献给肝胆事业，把“勇闯禁区，勇于创新，永远争先，永不满足” 作为毕生的信念。
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篇5
陈景润，男，汉族，无党派人士，1933年5月出生，1996年3月去世，福建福州人，中国科学院原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3年,陈景润在《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改进了华罗庚的结果，因而得到华罗庚的赏识，被调到了中科院数学所。此后，陈景润认真研究中外数学家的优秀成果，在若干数论问题上得到了重要的结果，并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发起挑战。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中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凡是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以表作两个奇素数之和。V. Brun改进了古老的筛法，证明了充分大的偶数可以表作两个正整数之和，而这两个正整数的素因子个数都不超过9，简称为(9 9)。一些外国著名数学家做了进一步改进。王元证明了(3 4)，开创了中国数学家在此课题上研究的先河。之后，王元、潘承洞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意大利数学家Bombieri和前苏联数学家A. I. Vinogradov独立地证明了(1 3)，Bombieri因此结果获得了菲尔兹奖。
陈景润对于前人所用的筛法作了重大的改进，并由此证明了(1 2)，1966年，他将结果发表在《科学通报》上。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完整的结果，题名为《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世界数学界和国际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当时，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急于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他们合作的《筛法》一书中，他们特意增加了一章《陈氏定理》。在这一章的第一页写道：“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美国科学院副院长在率团访问中国之后，于1979年在美国数学会通讯期刊上载文说：“中国数学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来，那里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世界数学大师安德烈•韦伊说：“陈景润的工作就好比是在喜玛拉雅山的顶峰上行走，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 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向陈景润祝贺：“你移动了群山。”
1978年春天，陈景润收到了国际数学联盟主席的一封邀请函，邀请他参加1978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18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并做45分钟学术报告。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同时也是中国数学界的骄傲。陈景润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院领导，院领导说尊重他自己的意见。经过认真考虑，他给国际数学联合会写了封回信，大致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我国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1978年3月18日，陈景润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代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并且受到大会表扬。他退让着不肯接受这份本应属于他的荣誉，“我只不过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小事，却被推上了主席台，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一个科学家的谦逊美德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由于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79年，陈景润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沃尔夫博士的盛情邀请，作为中美正式建交后第一批应邀赴美的科学家，来到世界一流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不仅标志着他个人的数学成就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而且在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当国外的同行善意地向陈景润提出希望他能长期留美工作，陈景润微笑着谢绝了，他说：“我的国家的确十分落后，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应该回去为祖国服务”。访问期间，陈景润完成了经过几个月奋战的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回国后，陈景润把在美国做研究工作所节省下来的7500美元，全部捐献给国家。
他主要从事解析数论和应用数学的研究。出版专著4部：《初等数论》一、二、三册、《哥德巴赫猜想》、《组合数学》、《组合数学简介》。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有《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和L函数有关的零点密度(I)、(II) 》、《大偶数表示成一个素数和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I)(II) 》、《哥德巴赫猜想和筛法》等。
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篇6
1945年10月，李延年在东北吉黑纵队参军入伍，12月参加榆树县同国民党伪保安团作战，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作战，但作战十分勇敢，战斗结束后才发现自己负伤，被连队记小功一次。
1946年4月，李延年所在吉黑纵队参加了解放长春的作战，战斗异常激烈，随后又随部队参加1947年夏季作战，秋季、冬季攻势作战。因为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冬季攻势作战后的休整期，李延年被派往东北军政大学第十期军事队进行了半年的学习。学习结束后，担任警卫连副排长不到2个月，就提拔为排长。
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十纵负责坚守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辽西走廊之咽喉——黑山、大虎山，堵住廖耀湘兵团。面对敌人五倍于我的主力部队，他们在阵地坚守三天，让敌人未获寸进，为友邻实施包围，争取了时间。第四野战军在东北三年的作战总结中对这场阻击战给予了高度评价。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还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宜沙战役等战斗，每战争先，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8月，李延年在湘西剿匪期间被提拔担任连队指导员，并率领连队以微小代价消灭土匪200余人。
抗美援朝开始后，李延年所在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0年10月8日，志愿军第47军140师418团3营7连指导员李延年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高地实施反击，李延年带领连队负责从左路攻击，率先夺下一个山头。9日天亮，3营攻占346高地主峰在内的五个山头，7连同另外三个连队汇合。李延年立即组织官兵做好随时迎接敌人反冲锋的准备。在美军的反攻中，面对轮番强攻和远程炮火、轰炸支援，3营官兵也伤亡惨重。战斗到9日下午，在顶住敌人的反扑后，7连只能编成4个班了，其他三个连情况更差，于是李延年主动召集四个连的干部召开会议，整顿组织部队，宣传胜利，追悼烈士，并带领大家进行阵地宣誓。在惨烈的战斗中，李延年善于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针对部队伤亡严重的情况，先后5次整顿部队，在营连干部牺牲较大的情况下，协调组织4个连作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有力的鼓动口号，在战斗顺利的情况下鼓舞部队勇猛向前，在紧急情况下，压住阵角，转危为安，部队保持了高昂的战斗热情，在他的指挥下部队连续攻占敌阵地，打退敌数次反扑，毙伤美军600余人，使其无力继续推进，以自身的牺牲维持了47军战线的稳定，为我军展开的反攻奠定了基础。战后，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1次、授予“一级英雄”荣誉称号。李延年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后，又在部队兢兢业业奉献了29年，1979年2月，广西军区某师奉命参加边境防卫作战，作为师政治部副主任，他多次深入前沿阵地，积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激发官兵保家卫国战斗热情，2次荣立三等功，为祖国国防安全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离休后，始终保持一名老英雄、老党员的革命本色，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自觉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关心时事政治，坚决拥护和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保持了政治立场上的坚定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积极发挥自身余热，致力于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教育活动，把自己获得的各类证章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丹东抗美援朝博物馆和广西军区军史馆，经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故事、传承战斗精神，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关心干休所各项建设，积极主动献言献策，为了做好干休所的美化绿化，还精心挑选了自己种植的盆景主动捐献给干休所。家庭和睦，夫妻感情融洽，家属患病身体不好，他每天买菜做饭，忙里忙外，在干休所的同志中口碑好，被广西军区先后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
最美奋斗者先进事迹篇7
徐虎同志长期从事水电维修工作，以“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奋斗奉献精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他两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连续五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曾获得全国优秀工人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建设部劳动模范等称号。1997当选党的x大代表。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和“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影响的劳动模范”，并赴京出席了“双百”人物座谈会、颁奖典礼和国庆阅兵。他曾受到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2013年，__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称赞徐虎为“新时代的雷锋”。
一、“三只报修箱”的承诺
1985年，距离徐虎进中山北路房管所，当上一名水电养护工已经10年，在这时，他已经通过媒体被群众评选为“服务之星”，荣誉激励徐虎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他以个人名义向住户发出了500张修理服务征询单，访问了350多户居民，反馈的信息告诉他，居民满意他的工作，同时也企盼着徐虎能为双职工家庭解决白天上班无法报修的难题。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房修人员和居民“一同上班一同下班”，夜里、休息日居民家里马桶堵了、电灯坏了，非得等房管所上班了才会有人上门。
这也就萌发了徐虎夜间义务服务的念头，3只报修箱则成了徐虎为民服务的延伸。1985年6月23日，星期天，徐虎在辖区内挂了3只夜间报修服务箱，还写了告示：凡附近公房居民，如遇到晚间水电急修请写上纸条放入箱中，本人将为您服务。开箱时间：每晚七点，中山北路房管所徐虎。
从那一天起的十多年间，徐虎总是会准时背上工具包，骑上他的那辆旧自行车，直奔这3只报修箱，然后按着报修单上的地址，走了一家又一家，10多年中，他从未失信过街坊百姓。十年辛苦不寻常，徐虎累计开箱服务3700多天，共花费7400多个小时，为居民解决夜间水电急修项目2100多个，他被群众誉为“晚上19点钟的太阳”。
然而，可能谁也不会想到，经常夜间在蜡烛手电筒等微弱的光照下作业，视疲劳的加剧引发近视越发严重，徐虎的近视度数上升到1000多度。为此，徐虎还动过2次眼部激光手术，吃了不少苦头，但不幸的是，近视再度反弹了，徐虎却乐观地认为，这眼镜现在反而成了他的一种标志，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他。
二、由己及人，薪火相传
1998年以后，徐虎同志开始从事管理工作，任徐虎物业经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支部书记等职，后调任上海西部企业集团任物业总监。从普通的水电维修岗位到企业中层管理岗位，徐虎坚持角色变了，“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信念不变，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敬业、钻研和奉献精神，在物业管理工作中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积极钻研“本帮”物业和现代经营管理理论，结合自己的物业工作实践，撰写了多篇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论文。他主动带徒，手把手把自己的专业技能和服务理念传授给徒弟，形成了广泛的“徐虎效应”，促进了员工队伍素质的整体提高。他经常深入社区听取意见，及时处理群众来信，解决了许多物业维修方面的疑难杂症，受到了居民群众的称赞。他参与物业市场的拓展，努力扩大社会物业的市场份额，提高了企业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三、勤学苦练，潜心钻研
一对一的传授固然好，但涉及面终究有限，徐虎是多么希望能把自己对工作的深切体会和丰富经验掏出来发挥更大作用。1999年底，徐虎完成了华东师范大学的业余大专学业，怀揣着红彤彤的毕业证书，他萌发了一个念头，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用笔把自己的感受、想法和建议写下来。5年多来，徐虎勤学苦练，笔耕不止，在《支部生活》《解放日报》《上海房地》《城市开发》和《中国建设报》等报刊发表管理论文和工作体会30余篇近4万字，其中不乏观点新颖、思路超前、可操作性强的文章。徐虎2002年撰写的《论物业管理将走入大盘时代》一文，曾引起业内外的高度评价，被多家报刊转载，《解放日报》还特地向徐虎作了《做好准备迎接物管大盘时代》的专访。在蓬勃开展的上海市物业行风评议活动中，徐虎除认真履行物业总监职责，在集团的《物业行风专报》上开辟“徐虎观点”专栏，先后发表了《小区物业需要超常服务》《用社区文化营造物业管理新亮点》等7篇文章，给物业员工以极大的启迪。他的研究成果为集团物业行风评议由以前的中游水平一举挺进全市三甲，起到了积极作用。
徐虎同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现代物业管理的实践中，忠于职守，与时俱进，弘扬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他倡导的“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家”的职业精神，正日益成为企业广大员工做好本职工作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