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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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1
许是为了兼修两大高校的精华，1951年，周光召又以清华优秀毕业生的身份，选择了北大研究生院，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追随另一位大佬彭桓武麾下!
1954年8月，周光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
真是奇特的缘分，在未来国家评选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周光召和钱三强、彭桓武两位导师都名列其中!周培源虽因没有直接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错过表彰，但元勋们大多数是其门生，可见非凡!
这位优秀且热忱的青年，已经逐渐成长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是新中国年轻力量的最佳代表，小火了一把!
1952年，周光召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国家选中，送至苏联继续深造。
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学习与研究中，周光召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
4年里，他发表了超过30篇论文，2次荣获研究所的科研奖励;还纠正了许多苏联教授论文中的错误，并深入研究了相关问题，令苏联学者们紧张的直冒汗，又生怕错过任何重要发现。面对如此“劲敌”，他们也不得不收起一直以来的优越感，大为叹服!
一切都显得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2
1979年8月，周光召同志兼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7月任所长。他指导和带领中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在相互作用力的统一、电荷-宇称对称性破坏、量子场论的大范围拓扑性质等方面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在国际上首先得到规范不变有效作用量子“反常”项的正确形式和拓扑起源，给出了广义陈-西蒙斯拓扑特征类的简单推导及其物理应用。在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方面，他与合作者一起发展了描述非平衡态统一理论的闭路格林函数方法，提出了一套有效的理论描述方案，并成功地应用到激光、等离子体、临界动力学等领域。
1984年3月，周光召同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年1月至1997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其间，1992年4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他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科学规律，为改革开放形势下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办院方针，领导实行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他倡导建立了面向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以学部名义提出了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他率先在中国科学院实行开放实验室(研究所)制度，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实践基础。他领导建成了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拓了我国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研究事业。
他参与组织实施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与农业开发项目，为大幅增加我国粮食产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鼓励、支持科技人员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为中关村地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头和聚集地作出重要贡献。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研机构率先实行竞争择优的新型人事制度，推出针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特批制度，实施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为解决科技人才断层问题作出重要贡献。他推动建立规范化的院士增选制度，为学部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并为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3
周光召1929年出生于湖南，1941年，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培养。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耳闻目睹的事实改变了他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1年7月，周光召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
与周光召相识3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在悼念文章中说，1957年春天，响应党的号召，周光召带着“向科学进军”的使命，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光召先生十分珍惜国家给予的宝贵机会，埋头苦学，4年间两次获得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取得了令当时世界各国学者赞叹的成就。”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随后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周光召获悉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研究。他在致二机部领导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经过近4年的努力，周光召已经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推导出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认为是学界重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国际同行称赞他的研究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然而，他却在课题研究即将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时刻决心回国。在人们看来，如果他这时回国转身于新的领域，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尽管挽留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周光召的心里十分清楚，掌握核技术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和紧迫。他坚定地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在这时回国奉献，比任何的个人奖项、荣誉都重要。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4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光召在1985年1月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对中科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后来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思路。”郭传杰说。
当时社会盛行“实用主义”，计算所里那些曾为“两弹一星”研发贡献关键作用的大型计算机此刻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创造利益。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召事迹精选篇5
两个月后，趁着一次访问苏联的机会，钱三强赶到莫斯科，和周光召见面长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这事，两人聊了大半天，之后周光召便做出了回国的决定。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因为缺少设计原子弹的各项数据，理论设计陷入了困境。但对于研制原子弹这整个工程来说，准确的数据是一切的基础。
中国的科研人员当时唯一能参考的资料，只有苏联专家上课时口授的几个极其简要的数据。原子弹技术攻关时，有人回忆起苏联专家的话，就想能不能借用一下这个数据。
可要使用数据，总得保证它是正确的，谨慎的科研人员想复算验证一下准确性。就在复算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一项重要参数的测算结果却对不上了。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理论部又三班倒算了三次，可结果还是不一样。总共算了九次，仍然和苏联留下的数据对不上。大半年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一个数据上，结果却没什么进展。这时候，周光召加入了队伍。
仔细核对完后，他发现应该考虑到的条件都没有遗漏，计算过程也没有问题。计算是可靠的，那为什么结果却和苏联数据不一样呢?
周光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会不会是这个一直以来被视为权威的苏联数据有问题呢?
要质疑苏联数据错了，必须得说清楚理由。周光召从科学原理出发，在理论上支持了中国自己的计算结果，结束了激烈的争论，也让从前过分迷信苏联数据的人彻底信服了。
就这样，周光召扫清了困扰研究队伍一年的障碍，大大加速了原子弹研究的进程。到1962年9月，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顺利完成。周光召协助邓稼先交出了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964年10月，新疆罗布泊的高高铁架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
一份来自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的绝密电报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电报里提到了一种叫作“过早点火”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原子弹的正常起爆，甚至会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
____希望科研团队认真估算一下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接到这个紧急任务的正是周光召。可当时距离试验起爆的时间已经不到24个小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时又不至于泄露机密，周光召找来了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