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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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1】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吴岳良回忆：在苏联期间，一次学术会议上，年轻的周光召对一位苏联权威的粒子自旋成果提出了异议，那位苏联教授回应：“你的观点没有道理!”周老师没有直接辩驳。会后，他默默地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严格证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先后把研究结果写成“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和“静质量为零的极化粒子的反应”两篇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实验和理论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这就是高能物理领域著名的“相对论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
这个理论问世后，就有科学家说，假如以后周光召得诺贝尔奖，我一定不会感到惊讶。可见他此项成果的重要意义。在莫斯科学习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学螺旋态理论，又提出了若相互作用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好景不长，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并撤回了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专家和设备。离开时说，没有他们的技术和设备，中国20年内都无法造出自己的原子弹。由于周光召所在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苏联境内，所以没有受影响。不久，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悄悄地跑到苏联向中国科研人员通报情况，了解到情况后，周光召马上召集了研究所的中国专家开会讨论一件大事：没有外国人的援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否研制出原子弹?经过讨论，周光召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2】
科学的目标是去发现那些导致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以及基本的动力学规律。人们的探索活动专注于自然或社会，或者两者都成为研究的目标。而作为探索活动的最终研究成果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此后的自然和社会产生一定的有时甚至是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高度关注科学家对自然和社会所承担责任问题的重要性。
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孕育着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包括追求真理、客观求实、诚实、怀疑精神、公开、公平、思想自由、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不带偏见，有自我批评精神，可信赖、笃信真理、准确、自主、友好和充满责任感。这些核心价值观已经帮助造就出一代又一代高产出的极富创造力的科学家。它们也帮助科学家预防和抵制一些发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不正当行为。只要这些核心价值观在科学共同体内始终保持强势，科学和科学家就会被他们所服务的社会作为道德良心和诚实可靠的代表而备受尊重。
与此同时，我们与社会其他成员一起分享一系列公共的伦理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基于对人们的行善意志，而不论他们的国籍、宗教信仰和经济状况的不同。我们同时有责任保护自然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保持可持续发展。我们对自然和人类的责任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增加。
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3】
科学家不能否认，____或其他犯罪分子蓄意利用他们的发现来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挑起军事战争和非法市场竞争，滥杀无辜和破坏环境，他们自己也有直接的责任。如果科学发现被滥用，那么，我们在原子能开发、空间技术、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就会演变成巨大的危险。新技术和它们对社会的影响，不管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都会在稍后或立即显现出来。做出发明的科学家以他们个人的观察和猜测能够预测到这些影响，如他愿意，甚至能帮助引导这种影响朝有利的或不利的方向发展。正如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在1982年所指出：“在过去，科学家被允许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专业上;但现在不同，他必须仔细地检查他的研究成果对这个世界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必须承担告知和警告人们这一后果的责任，而不论这一后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比任何一般的人都事先更深入地知道他的发现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倘若受制于政治势力的影响或受获利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利用，加之科学家渴望得到社会上和专业上认可的企图，科学就很难被认为是一项伦理的、道德的、进步的和无害的事业。
我们都知道科学充满着好奇和创造性。伟大的科学发现是不可预知的，它们是天才和灵感的结果。对科学发明而言，科学和科学家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而这一自由必须得到保护。
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4】
1961年，当他正在理论物理前沿披荆斩棘、高歌突进的时刻，国内传来因苏联撤走专家，原子弹研制受困的消息。他当即决定，放弃已有建树且深有兴趣的粒子物理前沿研究，义无反顾启程回国，隐身于茫茫戈壁滩、简陋的实验室19年，把一生最富于创造力的岁月，奉献给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
周光召曾说：“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必须要有自信，必须要有伟大的科学家和重大的发明来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和自信心。”他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刚到杜布纳不久，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大权威的报告提出异议，遭到无礼的排拒和轻蔑。28岁的他既不屈服，也没硬顶，而是花近百天的精密分析和演算，终于使该大人物坦承结果有误，并交为朋友。1961年，在确定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过程中，刚刚回国的他，以物理学家的理性思维，另辟蹊径，巧用最大功原理，力证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和我国专家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从而结束近一年的学术之争，扫清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中的一大障碍，再次以卓越的才华提振了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光召同志是一位极富远见和理性思维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一位帅才难得、位高望重的高层科技领导人。
他1984、1987年先后受命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至1997年。其后，连任第五、六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十年。中国科技界的人，回望过去那些峥嵘岁月，无不感叹幸有光召同志的把舵。2014年春节前，国务院分管科教工作的领导来到北京医院，站在光召同志的病床前，眼噙热泪，动情地说：“光召同志，您早点好起来吧，中国科技界需要您啊!”她的话道出了科技界许多人的共同心声。
周光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5】
2011年11月，在“973计划”的一次专家组会议上，周光召突发脑出血昏倒在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的身旁，这件事让徐冠华至今难以释怀，“每每想起这一幕，我内心总是百感交集，久久无法平静。”“我在想，如果那天不请他来作报告，或许他不会累倒。”
徐冠华与周光召相识30余年，在他的叙述里，我们得以穿越时空的帷幕，窥见周光召那些风雨飘摇却铸就坚韧灵魂的岁月。
1929年5月15日，周光召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周凤九是公路工程专家。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和战争原因，他的生活便在迁徙奔波中度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光召随父亲抵达四川，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体验了国家的动荡与不安，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随后，周光召进入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位良师——数学老师唐秀颖。唐秀颖讲课生动，善于启发学生思考，这引起周光召对数学的极大兴趣，他常常能够独辟蹊径地解决掉各种数学难题，对于这个聪慧特别的学生，唐秀颖悉心引导，因材施教。
以至于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周光召依然感念老师的培养，在一次访谈中，他讲，“在所有的课程中，我的成绩都不是非常好。当时那个学校的数学老师非常好，是一位叫唐秀颖的老师，她给我的帮助最大，影响也最深……”也正是在南开中学，周光召接受了严谨的教育，也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都为他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