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物理学家两弹一星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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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物理学家两弹一星事迹篇1
好景不长，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并撤回了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专家和设备。离开时说，没有他们的技术和设备，中国20年内都无法造出自己的原子弹。由于周光召所在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在苏联境内，所以没有受影响。不久，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悄悄地跑到苏联向中国科研人员通报情况，了解到情况后，周光召马上召集了研究所的中国专家开会讨论一件大事：没有外国人的援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否研制出原子弹?经过讨论，周光召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随后，在苏联的20多名科学家联名请缨：回国参战。他们在信中这样写到：“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就这样，周光召回到了祖国，开始进行核武器的研究。周光召回国之后，主要从事高能物理核武器理论等方面的科学研究,这一块刚好就是原子弹的基础课题。可以说周光召的工作对原子弹的研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光召等人的参与为我国原子弹的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杨振宁后来说道：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1964年爆第一颗原子弹早了一两年。
抵京后周光召随即搬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作为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开始了长达19年的“秘密工作”。
1960年，大饥荒开始了全国性的蔓延。二机部理论部(九院前身)的算盘和手摇计算机却噼啪作响，从没有停息过，十几个饥肠辘辘的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下，正紧张地进行着原子弹方程式的计算。历时一个月，第一次计算以失败告终，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又三班倒的进行了三次计算。然而，理论计算表明，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总是小于苏联专家提供的一个数据。这时候，研究所已陆续从中科院、各大学等调集了一批物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专家们和科技青年们一起验证讨论，专家们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对结果进行审议，提出不同分析和质疑，青年人则详尽阐述自己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讨论很激烈，然而大家观点却莫衷一是。在这期间，又进行了六次计算。
周光召物理学家两弹一星事迹篇2
两年后，氢弹也到了攻关的最最关键的时刻。而此时，特殊的时代也让周光召受到了不少冲击，他家被抄，书籍被弄的满地都是，甚至连他的论文手稿都被撕碎了。这时，于敏找到了周光召，对他说：“老周，我们的研究恐怕要受影响了。现在不抢时间，将来会后悔的。”周光召说：“本来可以实现的事，不努力去干，就会犯下一个错误，子孙后代会抱怨我们的。无论如何，我们的计划要加速进行。”就这样，他们不管外部条件如何，都尽力抓设计、改方案。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响首颗氢弹，举国欢腾。当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以《中国爆炸氢弹》为题，发表评论称：中国在通向完全核地位的道路上前进的速度，又一次使西方专家们大为惊诧。第一颗氢弹爆炸的实现，比预计早了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中国由原子武器到制造热核武器所用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短，现在已经追上了法国。
1999年，周光召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之后他担任了中科院院长。为了向更多的青少年普及科学，他开始四处奔走。他说：“科技创新与公众的科学素质就好比船和水的关系，水涨才能船高。科普是小儿科，没有科研成果的人才去做科普的观念需要转变。”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协建立起了学术年会制度，仅仅两年时间，参与科普的人数就达到了1亿人次，有33万名科普志愿者参加。而他在十年多的时间中，更是亲自赴全国的近百个城市，作科普报告近200场。 在2003年，他和夫人一起回到故乡，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给了母校湖南省宁乡县第一中学。周光召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对于研制人员而言，确实是沉甸甸的荣誉。但把这个荣誉放在自己的保险柜中收藏，不如将它赠给一个单位，鼓励后人更有意义。我们这些参加的同志，最希望的是，把我们奉献过程中感受到的一种精神传递给年青一代。”
周光召物理学家两弹一星事迹篇3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上世纪60年代，周光召在国际学术界“消失”了。
当时，欧洲、美国的科研机构纷纷向周光召发出访问邀请，还提出承担全部费用，如此殊荣在彼时的中国物理界是独一份。
可这些邀请都如石头扔进大海，毫无回应。他们找不到周光召了。
与此同时，北京花园路上一幢4层小灰楼里，却多了一名青年的身影，白净的脸，短衣短裤，中等身材，因为对花粉过敏，总戴着口罩，路过的人向他打招呼，叫他“老周”。
科学本身不仅要在学科前沿，而且更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获得推动力量，才能不断向前发展。无数事实证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科技界把主要的力量投入到促进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去，这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科教兴国、振兴中华的历史召唤，正鼓舞着全国科技界、教育界投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并努力在科学前沿拚搏，以赢得中国科技事业的再度辉煌。
在科学的发展中，国际合作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发展科技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努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是学习和引进是为了创新，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应当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努力让中国的国民经济建立在本国的知识产权基础上。
许多事实都表明，掌握知识产权的多少，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知识产权正是来自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创新。
周光召物理学家两弹一星事迹篇4
周光召是以天才科学家的形象出现在九院理论部的。
1961年5月他到来时，已有好多同事“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比周光召早几年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记得，大学就在一本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杂志上看到周光召的报道，那时周光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以下简称杜布纳)工作，报道称赞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
胡思得所说的杜布纳，当时聚集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科学家，科研水平全球领先。周光召4年里发表了30多篇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远播。
后来与周光召相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就是那时第一次听说周光召的：“美国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国年轻的研究员，是当时最杰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个物理学家。我记得很清楚，周光召那时候发表过的好几篇文章我都仔细研究过，而且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也都是大家热烈讨论的题目。”
正当周光召在科学界崭露头角时，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去留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恰在此时，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赴苏，与周光召有一次长谈，就中国如何发展核武器谈了自己的观点。
周光召物理学家两弹一星事迹篇5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同志，因病于2024年8月17日22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周光召同志1929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42年起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先修班，1年后以优异成绩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49年10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8月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随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研究。1954年8月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讲师。
1957年1月，周光召同志被国家选派到苏联杜布那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在此期间，他建立了极化粒子反应的相对论性理论，是国际上基本粒子相对论螺旋振幅分析的开创者;严格证明了电荷共轭宇称破坏的一个重要定理，推导和证明了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PCAC)，成为国际公认的PCAC奠基者之一。
1961年2月，周光召同志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同年5月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任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兼一室主任，参加原子弹理论研究。他创造性地运用“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支持了我国自己的计算结果，和邓稼先同志等共同完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和于敏同志等突破氢弹原理，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1972年8月起，他先后任第九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九局总工程师，领导完成了装备部队的第一代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为我国掌握中子弹和核武器小型化设计技术、完成核武器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