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新鲜出炉，张晋藩事迹是什么样的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年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通用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1

张晋藩坚持教育事业最伟大之处就是培养人才。古书中常有三句话：“兴礼乐、建学校、树人才。”我总感觉到当今世界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作为一名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我将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为人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希望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的法治人才，使“后继不乏人，后继更胜人”，为全面依法治国做出更好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广大教师、各行各业都努力培养各自领域的专业人才，让中国培养的人才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少年强则国强。我当年组织编写《中国法制通史》《中华大典·法律典》和《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的时候，既邀请了老一辈的专家，也吸纳了大批博士生和中青年学者。后者经过历练，大多成为编著上述图书的主力军和推动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生力军。我希望当代的青年学生们，戒骄戒躁，甘于下真功夫、苦功夫，甚至笨功夫去做好学问，切忌避难就易，人浮于事。同时，我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发扬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弘扬忠诚、执着、朴实的英模品格，努力发展成才，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2

为国家富强而读书，是张晋藩从小立下的志向。

“1930年我出生在沈阳。我的童年是在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下度过的，那时历史课不教中国的历史。”张晋藩回忆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侵略者就是要让中国人忘记自己的根。”

“祖父因饥荒过世。战乱频仍，想买一口棺材都没地方买。幼年时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激励着我要为国家富强好好读书。”张晋藩说。

1949年7月，张晋藩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此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当初，在不少老师和同学眼中，资质出众的张晋藩就读冷僻的法制史专业有些屈才。但是，在酷爱读书尤其是爱读史书的张晋藩看来，这个选择真是天大的幸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法律的内容精彩纷呈，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可以弘扬中华民族在法制上所体现的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激发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内在的潜能。”张晋藩说。

1979年以前，国外曾三次召开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都未邀请大陆学者参加，这严重伤害了包括张晋藩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尊心。

张晋藩说，必须要加快编辑出版《中国法制通史》，不能让子孙后代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3

张晋藩：改革开放前，除个别学科外，我国的学术研究交流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中外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缺乏基本的学术交流。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各种学科学者纷至沓来。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制史学的代表，在1980年前后几次接待了很多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外国学者。

从谈话中我了解到，1980年之前在国外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却多由日本学者牵头担任主办方，且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彼时，西方国家法律史学者济济有众，成果斐然，日本和美国俨然成为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做出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与贡献。诚如美国学者蓝德彰教授坦言：“我们不知道有哪些有影响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当然也就无从知晓中国学者的状况。”

中国是中国法制史生生不息的摇篮，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却没有建立在中国。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以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20世纪30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岂不是一种罪过?为恢宏法律史学界的志气，我召集当时国内法律史学界几乎所有学术力量，筹划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力图借此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这是时代的需要、法制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法制史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4

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留校任教，从此在中国法制史研究和教学之路上辛勤耕耘，不断开风气之先。

除了《中国法制通史》，张晋藩牵头历时23年编辑出版《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发表新中国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论文，撰写《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史》等享誉学界的著作60余部，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史》《中国民法史》等30余部专著和20余部教材，发表专业论文430余篇，其部分专著和文章已被译成英、日、韩等多国文字出版。

尽管著述等身、载誉天下，但张晋藩始终恪守“不偷懒、不自满”治学原则。

“对于一些发表过的文章，时不时重读一下，看看是否要修改。”他说，“什么时候也不敢说一句狂话，自己只是看到法制史殿堂的门楣，载欣载奔而已，距离‘达到’还远着呢，因此也不敢偷懒。”

由于长期的辛勤劳累，加上年龄不断增长，如今张晋藩的视力严重下降。但是，借助高倍放大镜，他仍然每天上午八点半开始工作，坚持阅读写作、指导研究生论文。

“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完成这些项目，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制史学，弘扬五千年的中华法文化。”张晋藩说，“我深切感受到，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强大的文化支柱，一个国家就很难全面发展、真正强盛。”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荣誉称号的个人事迹精选篇5

1954年8月6日的《光明日报》，竖版繁体，本报记者也是第一次看见。《中国旧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破产》一文是头条，显眼。

这是张晋藩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那时他24岁，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那一年新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政研究成为他进入学术领域的门径。“当年研究宪政是热点，但后来这成了我一生的研究课题。”从他的著作年表中勾出和宪法史相关的成果，是一条纵贯60年的直线：1955年《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1979年《中国宪法史略》，2004年《中国宪法史》。这是指著作，相关的几十篇论文不包含在内。

与这条线平行的，是民法史、刑法史、行政法史、监察法史等其他专门法史的研究脉络。当年国家法制草创，每一项努力都是在填补空白。而现在，这些勾画在28页A4纸上纵横交错的目录，构成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构架。

最难的是法制通史的撰写，时间上要上溯到上古的氏族战争，门类上要包含刑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等诸多项目，每一项都涉及到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集纳提炼。这是学术上的“难”，更难的是组织工作，一项大事，人力、物力、财力一时难备，都是问题。

张晋藩决定挑战这个大部头。那是1979年，中国学术界春风回暖，在一次学术交流会上，他遇到了美国学者兰德彰。对方告诉他，在1979年前，国际上已经组织了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从未邀请过任何大陆学者参加。美国学者的语气带着遗憾——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内地还有张晋藩这样的法制史学者，也无从了解大陆的学术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