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新鲜出炉，张晋藩有哪些研究成果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5篇(通用)，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篇1）

中国是中国法制史生生不息的摇篮，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却没有建立在中国。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以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20世纪30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岂不是一种罪过?为恢宏法律史学界的志气，我召集当时国内法律史学界几乎所有学术力量，筹划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力图借此把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这是时代的需要、法制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法制史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在神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各卷作者于青灯古卷中钩深致远、拾遗补阙、朝乾夕惕、拨云开雾，历时19年终于撰成并出版了这套书。该书共10卷、500余万言，以夏朝法律为开端，研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法制文明，是几代中国法制史学者爬罗剔抉、磨砻淬砺的重要成果，对中华法制文明诸方面的重要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该书的出版，了却了几代法史学人的一桩心愿。2000年，我国三位法学教授访问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将这套书作为礼物赠送给主人。当得知这套书是对中华数千年法制文明史的总结研究时，意大利教授们倍感珍贵，誉之为“中国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____之际，在坚持文化自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下，这套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再版发行，肩负起新时代砥砺法史研究、激发学者讲好中国故事的新使命。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篇2）

作为我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他在新中国法制史学上开创了多个“第一”：

招收了第一届法制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

他的“早期”博士生大多已经退休，他却还活跃在学术前沿，每天依然工作四五个小时。

70余年法史人生与教育人生，张晋藩先生在法大度过了40余年，也和法大一同绘出了别样风景。他的人生谱写出一部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壮丽诗篇，也勾勒出几十年来法大精神的代代传承。

1982年，一封邀请开启了张晋藩先生与法大40余年的深厚缘分。

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即将建立全国第一个法学研究生院，邀请他来主持研究生院工作、编写研究生教材。张晋藩先生欣然应允，于1983年7月，正式调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首届决定招收17个专业、共计125名硕士生，并建立了相对独立的、高效的管理机构——几乎算“校中之校”的研究生院就这么红火地办起来了。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篇3）

钱要花在刀刃上，张晋藩先生坚持一切以学生为中心：“这对他们思想的教育，视野的开阔，刺激他们以后的努力好处太多了。”

法大的同学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新中国第一批法学硕士、第一批法学博士都从法大走出，法学专业的第一个外国留学博士生也出自这里。

1986年，第一届硕士生毕业，其中有80余人留校任教;

1987年，第二届硕士生80余人毕业，一半留校任教。他们不仅在法学研究和法学实务的第一线上发挥着巨大作用，更是成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师资力量，桃李芬芳。

1994年，因年龄关系，张晋藩先生卸任副校长和研究生院长职务。为期11年的行政工作中，他为后续的法大研究生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作中注意发挥的研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三自”精神，也逐渐演化为法大研究生院刻苦治学的学风和传统。

如今，法大研究生院共有研究生8800余人，导师队伍总计900余人，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规模居全国第一，累计培养各类研究生万余名，为国家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法大“忠诚担当、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奉法图强”的办学传统。

卸去行政职务后的张晋藩先生在醉心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的同时，依旧关心法大的发展。

在研究生院院庆三十周年前夕，他写下一篇文章，提出未来要在培养高端人才上下功夫，要为国家强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担起历史责任，字句间都是对未来的展望、对学生的爱护、对法大工作的期待。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篇4）

张晋藩认为中国法文化以其悠久性、连续性、先进性和多样性，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最丰满的智库。其中所蕴含的古圣先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是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国家的重要文化渊源。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法律文化首先具有悠久性，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其次，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是，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所以中国法律文化的连续性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再有，它的特殊性，中国的法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以礼、德为本，礼、德与法结合，形成“礼法合治、德法共治”的特点，这是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的。除此之外，还值得提出来的是先进性。中国古代的法文化相当发达，中国古代的法制、法律文明不是落后于西方，有些是超过西方的。马克思曾以“早熟的小孩”来比喻中华文明的先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法制文明也具有“早熟”的特点。

以舜时“皋陶造律”为例，史书记载皋陶制定的刑罚有三：“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不仅如此，皋陶还提出一项执行刑罚的原则，那就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皋陶将德作为治国的根本，造律是他施行德政的一个方面而已。皋陶在五帝时代便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而且开始与法律密切结合，这不愧为马克思所说的“先进”。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事迹（篇5）

在张晋藩家里，一间几平方米的小书房是他畅游学术的天地，一摞摞“花脸”书稿摆满书桌。尽管在2002年患上黄斑病变后视力极差，但他笔耕不辍，一边听着学生口述，一边举着放大镜对书稿逐字逐句修改。

“前几年用的是6.5倍放大镜，现在用上12倍了，看字越来越困难。”张晋藩说，他生活作息非常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吃过早饭后就到书房做一些案头的工作。尽管不如年轻时精力旺盛，但仍然保持每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左右的工作。

张晋藩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张晋藩全集》，如今第一辑已经于今年2月出版，共900万字、分22册。“整个全集分为三辑，列入全集的主要是我本人的著作、教材和论文，全集总字数预计达3000万字。”张晋藩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

“《张晋藩全集》的出版，既是对先生理论创新与学术创作的整理与记录，也是对新中国70多年来中国法律史学学术发展之路的概括与总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朱勇(张晋藩第一位博士生)表示，通过这套全集，能看到老一代学者的艰辛、执着、坚定与自信，也能看到中国法律史学发展过程的曲折、成就及其辉煌的未来。

记者将第一辑22册在书桌上立着一字排开，足有半米多长，甚是可观。难以想象的是，这浩繁作品的最终版本是张晋藩依靠学生口述，用一支笔、一面放大镜修订完成的。

张晋藩坦言，有时候工作时间一长就会血压高，但是稳定下来后还是会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