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樊锦诗先进事迹心得体会

樊锦诗，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北平，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被誉为“敦煌女儿”。下面小编整理读樊锦诗先进事迹心得体会，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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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的传承永不停息

贾正：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到“艺术导师”段文杰，再到“敦煌女儿”樊锦诗，可以说，敦煌研究院75年发展背后，凝聚着你们三代掌门人的心血。因为你们，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敦煌。

樊锦诗：常书鸿先生是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克服人员和资金短缺困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一手抓保护，一手抓艺术。对石窟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阻挡了人为破坏和偷盗，使莫高窟得到初步保护。常书鸿先生所做的各种努力为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各项工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段文杰先生是上个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先生为第一任院长。他在任内大力引进各方面专业人才，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和引进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经验，创办了国内最早的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并带领全院努力奋斗，把敦煌保护、研究、弘扬的各项事业提升到了新高度。

我是1998年60岁时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长任命的。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管理工作，直到2015年才离开管理岗位，这期间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975年到1983年，是我在敦煌搞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初到管理岗位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继续做常书鸿先生以前做过的保护管理工作，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开展起来。第二阶段是1984年到1997年。在这个阶段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在段文杰先生的带领下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研究创新、弘扬创新的新阶段，为敦煌研究院的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三个阶段是1998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莫高窟的保护力度，国际上也对莫高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数量逐年攀升，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给保护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和压力。我与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和文物数字化保护的标准体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在中央和甘肃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洞”的旅游开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满足了游客需要。

贾正：相信敦煌莫高窟保护与传承的接力棒还将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年来，您除了倾注心血守护敦煌之外，也在培养年轻人，打造优秀的人才队伍。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传承。

樊锦诗：这些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技术固然重要，先进的理念和管理更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人，再好的技术和再好的管理总要靠人来掌握。我们必须培养好自己的人才，有人才就有一切，没有人才就什么都没有。敦煌地处边远，离兰州还有1100公里，过去很多人都不愿意来。这里确实有非常珍贵的遗产，虽然工作很好，但是离家太远，条件也太差。70年来，我前面的两任院长，包括我自己，因为人才难求，都是想办法自己培养人才。简单来说就是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我们老一辈对敦煌非常热爱，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也对愿意到敦煌工作的人非常热情、非常爱护，同时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让他们来做课题。我们不给他们指派任务，他们自己做着有兴趣了也就不走了。还有就是待遇，尤其是年轻人有家、有老人、有孩子，因此我们在住房、津贴等方面都尽力给年轻人创造了条件，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愿意留在这里。同时，我们还积极培养人才，鼓励继续学习甚至创造条件送出国深造，学费由研究院付。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培养了不少人才。

但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敦煌学迅速发展的需求来说远远不够，必须另辟蹊径引入外来人才。目前，敦煌研究院聘请了30多位国内外兼职研究员，参与研究院的决策咨询，承担重大研究项目，承接重大事务等，外来人才很可能会自愿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部分。拥有人才就意味着拥有竞争力。天下事，一个是人的事，一个是钱的事，但说到底人比钱重要。

贾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和《龙》杂志的读者了解了更多您和敦煌的故事。近些年，“敦煌女儿”一生扎根敦煌，守护敦煌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也感动了无数人。回首半个多世纪，您如何评价自己当初做出的留在敦煌的决定?

樊锦诗：我觉得世界上有永恒，那就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就是坚决不当亡国奴，齐心协力让中华民族坚强地屹立在东方，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国家要发展,就得靠这种精神。这么多人来到敦煌，守护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经、佛像照面，他们的精神来自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热爱和对这份事业的执着追求。莫高窟是一片净士，是不可复制的人类遗产。在这里工作的人肩负文化的使命，要有很高的修养，要以守一不移的心态应对外界的诱惑。守护敦煌就是从无明和烦恼中走向智慧和觉悟的人生追求。

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开拓、探索。这不是几代人、几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不断地为它付出，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莫高窟全面迈入崭新阶段，新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个艰巨的、复杂的、带有挑战性的、永远的事业。我非常幸运能把一生奉献给敦煌莫高窟，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人类最伟大的文化遗产服务。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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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敦煌研究院来了一位武汉大学博士，很有研究才能。为了工作，他和妻子长期分居两地，孩子寄养在外婆家。几年后，考虑到更好照顾家庭，他萌生了离开敦煌的念头，却始终放不下在敦煌的研究。

经历过相似纠结的“敦煌女儿”樊锦诗把一切看在眼里。樊锦诗曾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为了保护莫高窟，最终扎根大漠五十余载。

樊锦诗察觉到博士不好意思向院里提要求，就主动找到他说：“对你而言，有一处住房很重要，我就把兰州的房子处理给你。”然而当时已没有福利分房政策，兰州房价也涨了，博士还是有压力。

“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商量后决定，以博士能接受的最低价把房子卖给他，为敦煌留住了人才。

樊锦诗说，对每个职工而言，有什么能比一家人安居乐业更重要?而对敦煌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才!

她深知，每一个放弃优渥生活来莫高窟的人，都怀有可贵的信念，都战胜了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刚来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樊锦诗直言不讳：“年轻人有三条道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敦煌就只能走黑道了。”

这些年轻人留了下来，也成了“打不走的莫高窟人”。

樊锦诗年轻时内向沉默，上台说不出话，照相靠边站。但她现在说话直来直去，大胆与人争论，着急时会跟人争执，有人说她严厉、不近人情，但樊锦诗无所谓，尽心尽力解决问题才重要。

“我有责任为敦煌事业的发展留住人才。”樊锦诗说，“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敦煌，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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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邀请谭盾去敦煌，她开玩笑地对谭盾说：你是音乐家，有名的音乐家，你能不能把敦煌用音乐来表达一下?

谭盾一入敦煌，即被这传承千年的艺术吸引打动，扎进洞窟六个小时才出来。

六年后，谭盾终于完成《敦煌·慈悲颂》。在2019年的国内巡演中，他特意将首演放在敦煌，在演出开始前，他把樊锦诗请上舞台，向现场观众介绍这段缘起，并恭敬地将总谱献给樊锦诗。樊锦诗也在敦煌研究院负责人陪同下，回赠壁画临摹作品以示感谢。

敦煌的演出让樊锦诗非常激动，她说：“敦煌的故事那么多，最后他归纳出来，叫做《敦煌·慈悲颂》。我的理解，他已经通过音乐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听了深受感动。”

几天后，巡演到上海，樊锦诗又千里追踪去往上海，二刷《敦煌·慈悲颂》，并再次登台感谢谭盾和所有艺术家，她与谭盾的现场互动，让观众非常感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她扎根大漠50余年，潜心石窟，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她邀请谭盾创作音乐版的敦煌壁画，更让这份中华文明瑰宝踏上音乐的丝绸之路，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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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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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一位扎根戈壁大漠深处敦煌莫高窟半个多世纪的文博工作者，她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奉献给了我国文化、文物保护事业，被人们亲切尊称为“敦煌女儿”。

上世纪60年代初，樊锦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曾在敦煌实习，面对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曾经让她动摇过，“我不想再回来了”，但是，毕业后她还是选择了敦煌莫高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与敦煌难舍难离的情缘?

当生活与工作面临抉择时，她也曾犹豫，也曾彷徨。刚结婚，她和丈夫就面临两地分居，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大西北，北京大学的老师答应她，3年后就把她调到武汉大学，可是3年又3年，她们夫妻始终没有团圆。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大西北，没有人看孩子，在她去工作的时候，只能把孩子放在家里，每天她回来，听到孩子哇哇大哭，她这才放心，要是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她就提心吊胆。

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让樊锦诗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沙漠，爱上了敦煌。她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分居近二十载的家庭终在大西北团聚。她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她的工作就是为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服务的。

2003年，敦煌研究院正在搞数字化，樊锦诗也在琢磨，莫高窟能不能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看?经过10年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竣工，推出《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梦幻佛宫》两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