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励志名人名事迹五篇1000字以上
少年吴宇森虽然穷，却绝对是个有借有还的人。哪里来的钱呢?他自有生财之道。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现代励志名人事迹，接下来随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现代励志名人事迹范文1
1946年，吴宇森在广州出生。幼时的他身体不错，不料三岁那年，背上却长了一个脓疮。本来只是小小的一粒，看起来没什么特别，谁想竟日渐长大，最后扩散到了整个背部。大夫说，那是背痈。
当时，广州的一个中医对吴宇森的父亲吴倬云说，这个孩子没救了，劝他不要再浪费金钱。吴倬云没有理会中医的劝告，他对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不管要花多少钱，我也要把他医好。”
吴倬云变卖了家产，四处寻访名医，给儿子治病。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留学德国的西医，这才医好了吴宇森的“不治之症”。
生病的那段时间，吴宇森的背又脓又肿，疼得死去活来，昼夜啼哭。幸好当时吴倬云还有些积蓄，就雇了个佣人，让她和妻子二十四小时轮流抱着吴宇森，让他趴在她们手臂上睡觉。父亲的爱，不仅令吴宇森重获新生，更为他奠定了一生的性格基石——坚毅不屈。
父母禁止吴宇森进入电影圈
有一段时间，吴宇森每天看晚场电影，回到家已接近午夜时分。
吴倬云身上带有很多中国旧时文人的气质，他从来就不喜欢电影，曾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吴宇森，搞话剧可以，拍电影则绝对不行，因为电影是虚假的，而话剧才是真实的。
母亲也是同样的立场。由于初到香港吴倬云便患上了肺病，一直不能工作，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凭借她勤劳的双手，白天到石矿场敲石头，晚上则挑灯替人补衫、织毛衣，将四个儿女拉扯大。
因为尝透了生活的艰辛，她明白知识的重要，望子成龙之心非常强烈。眼看吴宇森有书不好好读，整日痴迷于电影，十分担忧。
母亲每次发现吴宇森看电影晚归，都伤心欲绝，悲愤地拿起藤条狠狠地打他，直把他打得跪到地上，紧接着便是长达五六个小时的罚跪。但即使如此，吴宇森也从没动摇过看电影的决心。
父母无可奈何，只好寄希望于吴宇森长大后可以慢慢改变志向，干些比较稳当的行业——因为电影对那一代香港人而言，确实是很不靠谱的玩意儿。
牵着母亲的手进戏院
有意思的是，母亲虽然反对吴宇森干电影这一行，但她本人却是个资深影迷，而且正是她把对电影的迷恋传染给儿子的。牵着母亲的手走进戏院，是吴宇森至今难以忘怀的幸福回忆。而吴宇森的电影梦，就是从《魂断蓝桥 》开始的，母亲欣赏的费雯丽与罗伯特泰勒，是吴宇森电影梦想中最早出现的两颗明星。
另一部让吴宇森魂牵梦绕的电影，是好莱坞著名歌舞片《绿野仙踪》。对这部影片，吴宇森不仅嘴上经常提起，而且在其潜意识中的那种深沉影响，也是极其惊人的。
据吴宇森回忆，他之所以深深地沉浸在歌舞片的世界里，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歌舞片有动听的歌曲、美丽的人物以及互相关爱的纯洁之心。《绿野仙踪》里的狮子没有胆，稻草人没有脑，铁甲人没有心，但最后还是可以在成长中学习，战胜困难。当时，吴宇森在徙置区(安置受天灾或拆迁影响的港人的区域)，时时有一种身处地狱的感觉。他非常希望能够冲出地狱，寻求一个新的希望。
被掌掴滚下楼梯，踢出剧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
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
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
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
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
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
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
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
现代励志名人事迹范文2
陈可辛和陈德森相识已近20载。陈德森是香港多才多艺的电影人，曾做过场记、编剧、策划、统筹……1993年，陈德森加入了由陈可辛、张之亮、曾志伟等人组建的“电影人制作公司”(简称ufo)。他的才华引起陈可辛的注意，他编写的剧本也经常得到陈可辛的赞赏。两人惺惺相惜又志趣相投，逐渐成为好友。
后来，陈德森执导了一部低成本的《晚九朝五》，影片描写了青年人纸醉金迷的夜店生活和一代入迷惘的青春。这本是陈可辛想拍的电影，但陈可辛是娱乐圈著名的健康生活分子，他不喝酒也不泡吧，并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他想起了好友陈德森，心头不由一动：陈德森爱喝酒、爱飙车，还有个在兰桂坊开夜店的表哥，他有着这方面的天然优势，再说陈德森也一直想做导演。于是，陈可辛决定成人之美，他对陈德森说：“德森，你有这方面的体验，不如你来拍吧!”对于陈可辛的“知遇”，陈德森非常感动。
《晚九朝五》在香港备受争议，当时ufo公司的其他合伙人，比如曾志伟，看见他们掉头就走，责怪他们弄了部低级片子：“好做不做，你们把公司毁了!”面对非议，陈德森羞愧交加，欲放弃做导演。陈可辛鼓励他说：“德森，我们不怕这些，我们拍得真诚。只要坚持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获得大家的认可。”
“你这么看好我能成功?”陈德森问。
“是啊，我对你有信心!”陈可辛答。他常常是陈德森剧本创意的第一个聆听者。
在陈可辛的鼓励与提携下，陈德森开拍了几部票房和口碑俱佳的电影。1999年，陈可辛联手陈德森成立“applausepictures”电影制作公司。陈德森以《神偷谍影》和《紫雨风暴》在香港电影圈崭露头角后，他不满足于只是当个“公式化的动作片”导演，他想拍一部“有些意义、有点内涵”的电影。
《十月围城》，得益于
他们的友情
2000年的一天，陈德森找到陈可辛，讲述他的电影构想：“peter(陈可辛英文名)，我想拍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动作片。这次还想拍小人物，你觉得让一群小人物在一个混乱的背景下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人，这样的故事有趣吗?”陈可辛大声叫好：“听起来很有创意。”但他随即反问一句，“你要他们保护谁呢?”是啊，要保护谁呢?陈德森一下子被问住了。
陈德森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偶然一次，陈可辛想起了他父亲拍过一部以保护孙中山为题材的电影《赤胆好汉》。以前陈可辛想重拍这部电影，但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他想到陈德森的构想，于是第一时间把这个题材推荐给陈德森。陈德森一听，立刻说：“保护孙中山这个题材很好。”当晚，陈德森就把这部电影看完，然后兴奋地开始动手改写剧本：把《赤胆好汉》里的一个义士改为六个，变成群戏。剧本改完后，陈德森确定了这部电影的投资额：6800万港币。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
经过一年多的艰难筹资，陈德森得到好友曾献基的情义相挺，获得6800万港币的投资。《十月围城》这部浩大的制作从筹备之初就险阻重重。2003年，眼看影片开拍在即，陈德森却接连经历了“非典风暴”、投资人自杀、资金冻结、法律官司、母亲中风过世、姐姐罹癌、车祸、抑郁症等一连串风波，他朝思暮想的。围城梦。与那座木制打造的香港旧城，在风雨中逐渐销蚀……
陈可辛一直尽其所能地帮助他，并给推荐了一组“心与灵”的课程，劝他离开香港——与其卡在那里，倒不如去加拿大休息一下。陈德森听从了好友的劝导。
就在陈德森“风雨如晦”的那几年，陈可辛在事业上犹如神助：2005年，他执导的《如果·爱》在内地公映，好评如潮;2007——，汇集了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的《投名状》登陆年底的贺岁档，不仅票房突破两亿，还几乎囊括港台所有的电影奖项。
春风得意之下，陈可辛并没有忘记正走霉运的好友陈德森。2008年，《投名状》票房过两亿元的那天，陈德森给陈可辛发来祝贺短信，陈可辛却回电话问：“德森，你那个《十月围城》可以开拍了，还拍不拍?”陈德森说;拍啊。“陈可辛说：”好，那我们就来聊聊。“陈德森没有欣喜若狂，他关心的仍然是那个老问题：”你给我建那座城吗?“当年他说要建这座城的时候，十个人里，有七个扭头就走，只有两个人劝他放弃，其中一个，就是陈可辛。这回陈可辛只答了一个字：”好!“他亲自担任该片的监制，很快找到2300万美元的投资。
2009年3月底，陈可辛和陈德森在香港宣布《十月围城》正式启动。随后，剧组开始在上海拍摄。开机三天后，陈德森焦急地给陈可辛打电话：”按照目前的时间，6月中旬肯定拍不完。演员档期已经少了一个月，这怎么拍得完呢?除非多一些人来帮忙。“陈德森的言外之意是，不如你也来一起拍吧。陈可辛不想陈德森被人指为”傀儡导演“。所以他只好说：”你就好好享受做大片的导演吧!“
开拍的第一个月，淡定的陈可辛只来剧组探了两三次班，每次只待两三天。而”不淡定“的陈德森，压力大到要靠吃安眠药才能睡得着，天天睡觉都做梦，做梦都在拍戏，经常半夜大喊一声”cut“之后醒来。每天早晨，他一拉开窗帘，就看到自己的”梦想之城“近在眼前，可此时，它”简直变成一座恐怖之城“。两个半月后。当服用安眠药的剂量达到极限时，陈德森终于病倒了，他对陈可辛说：”我不行了，在这里我会发疯，我要回去看医生。“说完他就回了香港。
回到香港的家中后，陈德森将手机关机，连睡了四天。陈德森的这次出走，快把陈可辛逼疯了。陈可辛开始给他打”追命连环call“，但每次打，都是关机。陈可辛心急如焚，他实在不愿看到好友功亏一篑。于是连夜赶去香港陈德森家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回去复工。
见面之后，陈德森不等陈可辛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我真的不想拍了，压力太大了!“陈可辛内心清楚这部戏对陈德森的重要性，为了给好友鼓气，他故意说：”德森，我并不完全是为了帮你圆十年来的梦。我一辈子的梦想是，上台拿最佳电影——我监制但不是我拍的电影。我已经拿过最佳电影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可是我没有拿过由我监制的最佳电影奖。能拿下的话，我的金像奖之旅就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所以德森，作为兄弟你一定要帮我。“
陈德森信以为真，他决定帮助好友完成金像奖梦想，但他明白以一己之力恐怕无法如期完成。陈可辛这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打电话给《无间道》的导演刘伟强，请求帮忙。接到陈可辛的电话后，刘伟强第二天就带着行李来到上海。刘伟强和陈德森、陈可辛分为三个组，同时开工赶拍。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十月围城》如期拍完。
《十月围城》杀青的晚宴上，戒酒多年的陈德森破例喝醉了，他握着陈可辛的手哭了：”peter，多谢你帮我圆了十年来的梦。“陈可辛拥抱着陈德森，感慨地说：”德森，你这话就见外了。一直以来，我都很欣赏你的纯真和坚持。我们是多年朋友成兄弟，帮你如助我。“
现代励志名人事迹范文3
1938年，出生于山西省夏县的14岁少女侯波，怀着一腔抗日热情只身来到延安，矢志于投身红色革命事业。此后，侯波担任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专职摄影师，时间达12年之久。她用小小的镜头，记录了许多叱咤风云的共和国伟人，尤其是毛泽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后人留下许多珍贵而永恒的瞬间，被誉为“红墙摄影师”。由于工作需要，侯波有机会接触生活中的毛泽东，也因此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女同志，半边天，站在中间”
北平解放后，侯波被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科长，专职拍摄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于是有了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接触的机会。
1949年6月的一个下午，居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送走客人准备返回居室时，发现院子里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位是侯波，一位是侯波的丈夫徐肖冰，另一位是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三人向主席问好，毛泽东会意地笑了，并和蔼地指着院子里的一座小亭子，说：“咱们一起坐坐。”侯波在延安长大，虽然她多次听毛泽东作报告，但是与主席如此近距离地交谈，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她心中不免紧张。
“你的家乡在哪里?”主席笑呵呵地问。
“山西夏县。”侯波怯怯地回答。
“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主席一句风趣的话语，一下子把侯波逗乐了，谈话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主席接着说：“那是个好地方，抗日战争时陈赓同志就在你们那个地区打过仗。”侯波也讲了她的经历，主席听后高兴地说：“你是吃陕北的小米长大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侯波永远也忘不了。
辞别之际，毛泽东主动要求说：“咱们合个影吧。”陈正清立即架起照相机，侯波与徐肖冰一左一右站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却说：“女同志，半边天，站在中间!”只听见“咔嚓”一声，一代伟人与三个年轻人一次轻松愉快的会面，被永远地定格了。
开国大典后，侯波被调往了中南海，专门为主席拍照。1959年，毛主席接见一些亚非拉国家的朋友们，侯波负责拍照，周总理帮忙排列队伍。周总理把主席安排站在亚非拉国家朋友们的中间，说：“大家的头都簇拥在毛主席周围”。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们都被周总理这一有趣的说法逗乐了。侯波抓住机会按下快门，一张《毛主席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的杰作就诞生了。
“喝几口长江水就会游了”
1955年，毛泽东参观湖北省汉口棉纺厂后，来到长江边，决定在江里畅游一番。毛泽东换上泳衣，登上小船，下到了江里。
侯波跳上了另一只小船，紧紧跟在主席身边。岸上的同志知道侯波不会游泳，所以隔着老远不停地给船工打手势。老船工颇为自信地驾驶着小船，按照侯波的要求调整着与毛泽东的距离。侯波则“咔嚓、咔嚓”不停地按着相机快门，精准、多角度地捕捉着主席游长江的英姿。
这时，毛泽东注意到手拿相机像位女将军的侯波，并向她微笑示意。横渡长江上岸后，毛泽东亲切地问：“你没有下江吗?”侯波腼腆地回答：“我不会游泳。”毛泽东笑着说：“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1961年是侯波跟随毛泽东的第12个年头。这一年，组织决定调侯波回新华社。在拿到调令的一瞬间，一幕幕往事从侯波心头掠过。想起自己在中南海工作了这么多年，她合不得这里的一草一木，更合不得离开主席。她想：哪怕在中南海多待一两天也好啊!
这时，有人传话要她去见毛主席，侯波快步走进主席的办公室。毛泽东请她坐下，微笑着对她说：“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十多年，给中央同志照了许多相片，很辛苦，你也有功劳。”侯渡憋了好久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顺着眼角夺眶而出。在主席眼里，侯波是位勇敢的女战士，长江的惊涛骇浪没有吓住她，在各种恶劣的条件下，侯波也咬牙挺住了，然而现在她哭了。主席还是第一次看到侯波落泪，他安慰她说：“不要难过嘛。你可以经常来看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事可以写信给我。”
1962年4月，毛主席特意派人给侯波送来一幅专为她书写的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现代励志名人事迹范文4
2001年初，赵薇在上海的车墩影视基地紧张地拍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这是继《还珠格格》后，赵薇接拍的又一部琼瑶大剧。为了达到导演的要求，整个拍摄过程中，赵薇的神经一直紧绷着，不敢大意。不过令她开心的是，好友兼同学陈坤也在这个影视基地拍摄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拍戏的空暇，陈坤经常找赵薇吃饭聊天。
一天，陈坤找赵薇的时候，身后还跟着一个娇小的女孩。赵薇一看，那不是周迅吗?当时她正是陈坤在剧里对手戏最多的女主角。周迅不等陈坤介绍就上前说：“我一个人太无聊了，今天非要让他带我来，人多热闹一点，你说是吧?”看着她率性的样子，大大咧咧的赵薇点头说：“太好了，每天被他‘损’，现在终于有人帮我‘掐’他啦。”说完，她一脸坏笑地看着陈坤。从此，只要有时间，三个人常一起吃饭、唱卡拉ok和泡吧。相投的性格和相同的兴趣很快让赵薇和周迅成了好友。
没过多久，娱记们就发现赵薇和周迅这两个当红女星走得很近!在这以前，媒体就经常拿这两位备受瞩目的“四小花旦”之二在戏路和风格上做比较，网络上也因争论谁更红而引起双方粉丝“口水大战”。随着两人不断有新片上映，在演技、票房、收视率等方面，各种评论更是层出不穷。
赵薇和周迅对这些话题都懒得回应。2004年，赵薇的新片《玉观音》虽然取得很好的口碑，票房却不够理想，而同时，周迅的《恋爱中的宝贝》在票房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一次，赵薇在接受采访时，面对记者提出的“周迅这次似乎超过你，你有什么感想”这样尖锐的问题，她耐心地解释：“我有我的风格，周迅有周迅的风格，这样的比较没有任何意义，这不能简单用一个数字来说明。”可是这个报道最后被记者断章取义为：赵薇不屑于和周迅比较。
看到这样的报道，赵薇哭笑不得，她忍不住向周迅大叫委屈。此时的周迅最了解赵薇的感受。一次记者会上，她忍不住替赵薇出头：“我和赵薇是特别好的朋友!每一部电影上映，作为演员的我们都有压力，可是，一部电影的票房不能完全压在演员身上。下次你们再拿我们说事的时候，希望找点有意思的话题行吗?”
现代励志名人事迹范文5
我和吴冠中先生同住一个小区。去年我要迁新居，在准备拔掉电话机的一刹那，我想到要和吴冠中先生辞行。电话里我说会常来看他，希望他保重。他说他身体其他方面还好，就是睡眠不好，吃四片安眠药也只能睡三个小时，很痛苦。我问他还在创作吗?他说很困难……电话里，他说了很多，好像不是我要搬走，倒像他要远行。
回想起前年春节，我最后一次去给吴冠中先生拜年。和往常看望他一样，我除了带去一张会说拜年话的嘴，仍旧空着两手。但当我们双手握在一起时，我是那样真切地感受到送给我的温暖。
虽说是过年，他家的新年和旧年一样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他的生活多年来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小画室不到10平方米，面朝阳，画案旁的餐桌上已摆放好午餐：一只盘子般的大馒头、一盘“水煮蒜苗”、两碗多种豆类煮制的粥。吴先生和夫人正准备就餐。我注意到吴先生好像刚刚理了发，就问，还是街边师傅的手艺?吴先生显得挺高兴地说，街边理发师傅搬进理发室，不用站街了。
很多年来吴先生总在街心公园的林荫小道边，花两元钱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我每次遇见他都会开玩笑地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咋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吴先生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不同，价值一样。凡到这时，他的脑袋会被剃头师傅“无情”地归位。他只得低头喃喃：我这时候的价值就相当于一个等待削皮的冬瓜。剃头师傅遇到这样的情景，就会神气地哈哈大笑说，那你们先聊会儿吧。谈笑间，吴先生总会有意无意地谈到他的“创作观点”。此时，我都觉得他很孤独，期望别人的理解。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吴先生的一些观点有些非议。我知道吴先生有很多话要说，我也知道他有很多话不愿说。因此，在动员吴先生接受我采访时，我们有言在先：不谈友情只谈观点，我是记者，职责所在，有言必录;您是受访者，完全自愿，实话实说。
吴先生是个率性而坦诚的人。以往无论是他的学生、朋友还是记者来访，他从未要求对所写文章在发表之前过目，可他对我提出了“我看过再发”的要求。以往，也许由于记者的误解，或记录词不达意，或节取只言片语，或是其他的原因，发表后给吴先生本人及社会、学术界引来了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误会。
所以吴先生严肃地对我说：“发表前我本人要看一看，我要对我的话负责。不能再上朋友的当!因为是朋友才信任，才会上当。朋友在变。我也在变，没有不变的人。漫漫人生路，每一阶段都会有朋友和知己。过了这村便没有这店，朋友和知己很难与自己结伴同行。分手了，真诚的朋友留下怀念，并非真诚的朋友留下遗憾。我当了数十年教师，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不说假话、空话，在学术钻研上绝对用科学的解剖刀，六亲不认。对学生、对朋友的坦诚几乎成了习惯，对并非真诚的人也坦诚对待，对有目的的人毫无防范，于是被利用，被断章取义的教训不少。这样的人和事不仅影响我个人的情绪，对社会和学术界也起了很坏的作用。”
面对这位学贯中西，虽已白发苍苍，却又不谙世事的单纯如孩童的老艺术家，我没有说出“我文责自负”那句常说的话。因为，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老人家的要求。那次采访很深人，他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但也很清醒很有条理。后来我的专访《吴冠中有话要说》在《文艺报》整版发表后，吴先生将此文收入到他的文集，我们的友情也从相识而跨向更高的境界——忘年交。
记得2001年我去吴先生家那次，他家与往日稍有不同的是窗台上多了一个小罐头瓶插着的红色康乃馨，书桌的花瓶里是带有绿叶的金色郁金香。这使我忽然想到，今天大约是吴先生的生日。那两束淡雅、朴素、没有任何装饰的鲜花，一定是他的儿孙或熟悉他的朋友或热爱他崇拜他的弟子悄悄送来，以表心意。吴先生一辈子从未为自己张罗过生日，也坚决不主张任何人为他过生日。因此，我不知道哪天是他的生日，他只说，我是老羊，你是小羊，我们都属羊。他随口问了我这只羊的生日。
突然有一天，他散步时又到我家，高高兴兴地祝我生日快乐，并送给我一幅他写的字：“羊生日，见日出，殷红色”。我们相识多年，从未张口向他求过一幅字画，这一份突如其来的珍贵的生日礼物让我特别兴奋也特别惭愧。因为，我从未给我的这位忘年交祝贺过生日——无论是他在艺术创作默默无闻的时候，还是他在国内外声名显赫的时候，他却把我这小字辈的生日放在心上。那年他82岁。
我一直在想，吴先生这些年来引起许多人的误解，一定与他独特的思想有关。也许，随着中国美术的发展，我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吴先生的观点的意义与价值，误解也会随之消除……
而今，吴先生和这个世界永别了，我这个没心没肺的人竟然没在搬家后的一年里去看望他。现在我只能把他老人家送给我的那套精装本《吴冠中文集》摆放在桌上，点燃一支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中怀念这位像画家一样杰出的文学家。他送我书时说的话言犹在耳：“文是画之余，是画之补，是画到穷时的美感变种。只可惜，我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风景画家，不能互换，是文是画，只求表达真性情吧。”
老人的话在我心里生根，老人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驻足，我把老人那颗不再跳动的心安放在我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