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将军的主要事迹简介
甘祖昌将军的主要事迹简介篇1
甘祖昌(1905—1986年),江西省莲花县人,1926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经历了井冈山革命斗争、五次反“围剿”、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红军万里长征、晋绥抗日、保卫延安、南下广东、中原突围、解放西北、进军新疆等大战。1955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军之一。1957年,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将军率全家人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从井冈山出山又回山的“将军农民”。
作为长期从事部队后勤工作的“粮草官”,甘祖昌从修械所所长、湘赣军区兵工厂财政总务科科长兼原料采购员,到团、旅、纵队、军、兵团、大军区等单位后勤部门的负责人,面对艰难险阻,他能够坚定不移地一路走来,靠的就是对党的坚定信念和自己的廉洁自律。他无论当将军还是当农民,始终坚守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高尚情操。
1951年,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途中,因特务破坏桥梁导致车祸,使甘祖昌的头部再次受伤,加剧了战争时期两次头部受伤留下的严重脑震荡后遗症,他深感自己不再适合做领导工作。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
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适做领导工作。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他便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写报告,1957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从井冈山走出来的老领导提出申请,终于如愿以偿,甘祖昌回到家乡莲花县务农。
回乡后的29年,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甘祖昌就像当年打仗一样豁出性命干,不辞辛劳带领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尤其是带领村民改造红土壤,把数百亩低产的“冷水田”改造成高产田,获得大丰收。甘祖昌先后为家乡修建了3座水库、4座电站、1座水泥厂、12座桥梁、3条公路、3根压力水管和20多公里长的引水渠,不仅解决了乡亲们的温饱,让家家吃上了白米饭,而且为家乡群众过上幸福小康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用为民谋利的初心诠释践行了自己的赤胆忠诚。
修建水利是需要钱的,为给家乡建设积累资金,甘祖昌回到农村后,全家缩衣减食,过着节俭的生活。甘祖昌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乡亲们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就是这样一位将军农民,没有特权,只有廉洁;没有享受,只有奉献。他对自己很抠门,但对支援家乡建设,为乡亲们扶贫救危,却十分慷慨。
图田村有个青年叫刘海清,从小因病不能站立,父亲又有肝病,一家日子艰难。甘祖昌处处关心刘海清一家。上面派医生来给甘祖昌看病,他总要把医生带到刘家。他写了十多封信去外地访医求药,一心想让刘海清站起来。后来,当他得知刘海清的残腿无法治愈时,又给他买书订报,出钱请师傅上门教手艺,鼓励刘海清自强自立。终于,在甘祖昌的帮助下,刘海清学到了一手娴熟的编织技术,增强了生活的信心。
回乡初期,甘祖昌和两个弟弟挤在一起,三家人同住一栋旧房子。民政部门几次要为他在县城盖房,都被他婉言谢绝。后来,甘祖昌家里人口增多,老房子实在挤不下了,他才自己花钱在村里盖了一栋普通民房。一次,省民政厅厅长来看他,要补给他建房费,他说什么也不要。
甘祖昌离休后,新疆军区几次提出要给他配备小车,他都谢绝了,后来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又担任了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社会活动多了,有关部门准备给他购辆小车,但他始终不要。
甘祖昌因病住进县医院,按照他的病情,必须用一些好药。县里紧急向省、地医院求援。甘祖昌知道后,一再不让这样做。为了节省国家开支,他每次买药都是自己出钱,当时光是未报销的药费单据就有5000多元。
1986年3月23日,甘祖昌因病在莲花逝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交待家人的话是:“领了工资,先交党费,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农药化肥支援农业。”他留给妻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只铁盒子,里面用红布包着他在1955年荣获的3枚勋章。这就是红土地上的革命赤子,忠诚人民红心向党,碧血丹心日月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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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功成身退以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自己种菜自己吃,每件衣服至少穿10年。衣服破了就补,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就拿去做鞋底。群众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
甘祖昌回乡29年,一直坚持与疾病做顽强的斗争。他对脑震荡后遗症的办法不是“营养疗法”,也不是卧床休息,而是夏天光着头让烈日晒,冬天让北风吹。经过十几个寒暑的锻炼,脑子里淤血消散,脑震荡后遗症竟奇迹般地痊愈了。1985年10月,甘祖昌旧病复发,莲花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派人前来慰问,提出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房子,让他到南昌定居,甘祖昌摇摇头说:“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多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危。在弥留之际,他嘴里仍在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战士,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全部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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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地面积,把这片荒山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多好!”小弟洪昌说:“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决定试着干。甘祖昌带头干,一个冬天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把锄头。工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亩产只有200来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怎样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队干部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生产队长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试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队里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300多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
1962年农历大年初二,坊楼公社书记刘可兴来拜访甘祖昌。甘祖昌说:“老刘,全公社七八百亩水田亩产只有400多斤,每年要吃返销粮300万斤,种田的没饭吃,这个问题你非解决不可。”刘可兴说:“我今天特来向你请教,靠你老人家支持把产量搞上去。”甘祖昌说:“好嘛,我们合作!”刘可兴提出修水库引水灌田,这正说到甘祖昌的心坎上。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坝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块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面对这种情况,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这里地名南陂,就是u2018难修陂u2019的意思,巴蛮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呵!”甘祖昌望着大家发愁的面孔,笑着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1万个工!”群众听了这话不懂什么意思。甘祖昌又解释说:“我们修陂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沟修渠。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这一场透雨,土质松软,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这不是老天爷赔偿我们1万个工吗?”甘祖昌的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希望,干劲又上来了。
10天以后,洪水消退,大家又回到修陂工地,重新开始修水库的工程。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只花了12.1万元资金,一座高19.5米、长25米的浆山水库便建成了,21.5公里长的水渠也同时完工,渠水灌溉了十几个大队的数千亩农田,全公社水稻产量翻了一番。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和技术员王新安又开始研究发电站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的建设,甘祖昌通过老战友帮忙,从福建购买了一套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王新安没有搞过水电站,不知道如何安装发电机组。甘祖昌就一边鼓励他刻苦钻研,攻关破难,一边派懂技术的人员与他一起到吉安、萍乡等地参观学习。王新安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而被“清洗”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从西藏回来。大队造反派没收了他的存款和贵重衣物,让他在两间危房中居住,以便监督。甘祖昌知道后,立刻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据了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设中立过功,同时有一技之长,应该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建议安排他在社办企业工作,专门负责全公社的桥梁建筑。”随后,甘祖昌找刘乃基谈话,鼓励他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同时对他的生活也给予适当照顾。刘乃基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大家的关怀!”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刘乃基冒严寒,顶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短短3年时间里,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为了集体的事业,他捐献了自己的大部分工资和多年的积蓄。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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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祖昌,1905年3月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一贫苦家庭。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在一无原料、二无厂房、三无工人的情况下,甘祖昌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纺织厂,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10万大军进疆,军粮如何解决?靠内地供应,没有运输工具,远水不解近渴。最后,王震同意了甘祖昌提出的派人到全疆摸情况的建议。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4个组,走遍了戈壁牧场。20多天后,各组陆续归来,汇总调查情况。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大军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一次写申请,这年恰逢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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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中央军委办公厅、兰州军区、南京军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军区等单位送了花圈。余秋里、王震、肖克、王恩茂、朱云谦、万绍芬等领导同志也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吉安地委书记段家林主持,省委副书记刘方仁致悼词。悼词说,甘祖昌同志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经受了严峻考验。甘祖昌同志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委员副主席。
甘祖昌逝世噩耗传来,沿背村的数百名村民不约而同地拥到将军居住的老屋前致哀,许多人痛哭失声。1986年4月1日,甘祖昌的遗体被送往萍乡火化。灵车过处,百里长途,村村庄庄,人们肃立在公路两旁,向这位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的老将军表示最后的敬意。
根据群众的要求,中共江西省委决定:甘祖昌的骨灰盒先在沿背村存放一年,然后再移至江西省烈士陵园。当甘祖昌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被移到沿背村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内,人们纷纷赶来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