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骥两弹一星功勋事迹

| 徐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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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骥两弹一星功勋事迹

钱骥两弹一星功勋事迹篇1

抗战期间,为培养高深学术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学校师资,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1938年夏,在全国6所大学增(改)设师范教育,学制5年,最后一年为教学实习。师范生一律享受公费教育,毕业后,由教育部分发各省担任中学教员或教育行政人员。在完成服务年限(一般为5年)后,可以继续深造,也可以离开教育机构,从事自己愿意的工作。同年秋,国立中央大学奉令改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除原教育学院的教育、艺术(音乐、绘画)、体育系外,新增设国文、英语、公民训育、史地、数学、理化、博物系和童子军专修科。

改制后的师范学院,无论是系科设置还是课程开设都居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之最,仅学生人数次于工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系科设置虽然门类齐全,但不少与文、理学院的系科相同,只是归属不一,比如国文(师范学院)与中文(文学院),理化(师范学院)与物理、化学(理学院)等;开设的课程内容和教师也相同,甚至有些课是合班上,师范生还得学习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学业很重。1944年至1945年顾毓琇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期间,对此进行大刀阔斧的砍削和归并,师范学院只保留教育、艺术、体育三系和体育专修科。

1938年至1945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共有四届毕业生,输送中等教育人才500人左右,高级研究人才10人(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师范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其中,钱骥是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首届本科毕业生。

1930年8月,钱骥考取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初中部,远亲近邻纷纷前来贺喜,因为要预交一学期学、膳、宿费40余元,家里一时无法拿出这笔钱。父亲钱海寿在向亲友借钱无果后,便横下心典卖了几亩地。钱骥回忆这段往事,曾写道:“在我读中学阶段,家中就常常以典卖土地来维持我的求学费用。家里的人苦熬着而让我读书的情形,当时我对他们的目的虽因年幼而认识不清楚,但却促使着我读书时非常努力。”在校期间,钱骥整天埋头于书海之中,惦记父亲的告诫,一切以学业为重。上课时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解,手不停地记录,恨不得一口气把老师讲的要点全部记下来。星期天不进城,也不去名胜古迹游览。图书馆一开门,他就钻进阅览室,翻阅物理、数学参考书,仔细地摘录,有时也看看《申报》《时报》。期末考试时,在全班学生中,他的功课出类拔萃。钱骥还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骥参加了南京中学的集会、游行;12月,因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阻止抗日学潮,学校被迫解散,钱骥再次辍学,在家半年。

钱骥两弹一星功勋事迹篇2

1983年8月18日,66岁的他带着胆囊癌的折磨走了,带着与世无争的善良性格默默地走了。只把那枚闪闪发光的“两弹星” 功勋奖章留下来了,留在人们敬慕的心里。他妻子史丽君回忆:钱骥原本是一个再老实不过的人。几十年来,他既不向这个世个世界提出任何与自己地位不相称的要求,也从不让这个世界来给自己确定什么地位,他既不愿去过问自己工作之外的任何闲事,也不肯让自己的脑袋去作别人的跑马场。他总是百般忍让,与世无争。家里住房太挤,他不吭气;职称该调了,他不吭气;生病倒下了,他不吭气;甚至每次在公共汽车上被别人挤扁了身子,他还是照样不吭一声。自然,他也有话多的时候,就是一谈起卫星的事儿,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讲个不休。钱骥这个人啊,似乎就是冲着中国的人造卫星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1956年4月,____在党的八届____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以“581号任务”命名,成立了“581小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负责卫星研制工作。“581”空间中心办公楼,北京典型的灰砖灰瓦两层楼房,竹子搭成的门楼和篱笆围起来的大院,这就是西苑操场甲1号。此时的钱骥,是赵九章的业务秘书。虽然研制卫星的任务已经下达,但此时从国内各方面的条件来说都不具备。当时钱学森在搞火箭,在“581”主持工作的实际上就是钱骥。

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是不搞了,我们暂时把搞卫星退一步,搞火箭探空。”“对。”赵九章表示支持,“探空火箭是发射卫星的基础。”大家看到了钱骥在桌面上展开的一张探空火箭示意图。从火箭底部往前看,依次是氧化剂箱、火箭发动机、燃烧剂箱、仪器舱和整流器,最前端的就是“东方红”卫星。“如果不能把卫星送到预定轨道,那切都无从谈起。”

钱骥两弹一星功勋事迹篇3

早在60年代初期,钱骥在研究人造卫星的应用前景时,就提出人造卫星可对地球进行远距离拍照,然后携带胶片返回地球。1965 年初,在编写人造卫星规划草案时,钱骥从技术途径、发展战略等因素考虑,曾多次建议将返回卫星列入规划,还应作为重要发展的项目。1976年钱骥负责组织返回卫星总装和发射试验工作,卫星安全返回,达到任务书要求,圆满成功。他还为返回式卫星系列发展做了大量的技术组织领导工作。当返回式卫星取得有用价值资料后,他又积极宣传利用返回式卫星资料为国民经济服务,发挥卫星综合利用的优势,不断提高卫星应用的经济效益。

1979年4月,钱骥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相谜担任了中国宇航学会理事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在此期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返回式卫星等科学试验卫星的研制工作;组织论证、提出了“实践二号”卫星的设计方案,确定该卫星是一颗空间物理探测兼新技术试验卫星;在卫星型号系列发展、规划和预研的一些问题上,钱骥都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主持研究,统一步调,协调工作。钱骥主持会议进行研究,使各方面意见得到统一,推进了工作。在预研任务中,他较注意长寿命卫星的特点,安排了一批应用基础研究课题。他较重视预研项目的资料积累、情报分析、成果鉴定。经过他的辛勤努力,使中国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型号研制工作加快了步伐。

钱骥先生曾说过:“事业就是生命,甘当铺路石。没有目标,生活便失去意义,努力达成目标后,人的精神也随着饱满充沛。”,老先生正如自己所言,一生为国家奋斗。

钱骥两弹一星功勋事迹篇4

“善于把握时机,是钱骥的一种生活智慧。” 杨照德说。

1960 年冬,中央发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在聂荣臻主持下,中科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共同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确定了科学家的根本任务、基本方针等,使科学家得以拥有“大计划下的小自由”。随着为科学家“脱帽加冕”工作的进行,中国科学界有了几分春风拂面的气象。

钱骥抓住机会,立刻向竺可桢等人再次陈述卫星研究工作、特别是总体工作的意义,终使人造卫星技术预研工作顺利开展起来。1965 年前后,钱骥又协助赵九章上书中央,这一次,党中央终于对卫星上天作出批示。那年春节后的第二天晚上,钱骥等人便迫不及待地到赵九章家里聚会,想到多少年的梦想就要付诸实践,大家都兴奋极了。赵九章冷静后对大家说:“我们一直盼着的这一天终于要来到了,但是,发射卫星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要注意保密,要作为一条纪律不许外传。”

“581”组又忙碌了起来。这一次钱骥负责技术抓总,他将卫星绝密任务传达给总体组的业务骨干,对大家进行动员,并提出了设计原则。很快,报告、方案、设想接连出炉,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中国卫星研制计划终于再次起航,明确要在 1970 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临时代号沿用“581”(后改为 651),定为绝密级。

“581”组所有的成员都没有搞过卫星,制定研制方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要设计出合理方案,必须先对卫星重量等最基本的参数有所了解,这些信息又必须根据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卫星的具体任务来确定。然而,由于两弹相关工作都严格保密,别说“581”组成员,就连赵九章等科研带头人都对“两弹系”的火箭发展情况一概不清楚,只了解气象火箭的一些数据,不足以支撑研究。大家普遍感到,有关部门之间亟须进行必要的技术交底,“两弹一星”必须“三家拧成一股绳”。那么,怎么才能在保守国家机密的情况下顺利沟通科研信息呢?

钱骥的总体组再次发挥了作用。在与上级沟通、确定可获悉的秘密范围后,钱骥便经常率领总体组成员出入各个分系统研制单位了解情况,协调技术问题,召开技术协调会。在技术论证过程中,假如涉及到不易把握的武器保密问题,也由钱骥等负责同志研究处理。

通过在地球物理、天文、力学、自动化、生物领域中“穿针引线”,“581”组顺利确定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各分系统的组成方案,并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何正华等科研人员提出,要通过卫星发送《东方红》音乐。他们激情澎湃地解释道,在卫星上放音乐,采用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东方红音乐电台呼叫声,是个政治标志,全国公认、全球公认!

钱骥两弹一星功勋事迹篇5

钱骥当时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上高中,读大学;一个是进师范学校,出来工作。民国的师范教育开展的比较早,比如湖南一师曾经是湖南最好的学校之一,现在是因为民国期间多次的打击降级所致。但是选择了师范,也就等于放弃了学术道路。那个时代,如果你考上好的大学,别人是原意借钱跟你的,如果能有机会留学,那更容易借到钱,两弹一星元勋里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公费留学,有人还是自筹的经费,留学回来有了教职,还钱就有保障。

高中的学费是个天文数字,万一考上大学学费更是天文数字,更不要说将来的留洋了。如果没考上大学,以高中生的学历,家庭的条件,也难以谋得较好的职位。钱骥在学校的成绩是甲等,但是操行则是丙等,因为钱骥这时候还和地下党保持着联系。一直到抗战爆发,钱骥才和地下党失去联系。

钱骥从师范学校毕业后,立刻进入失业状态,因为当时太多的人涌入大后方。彷徨的钱骥突然发现如果考师范大学的话,可以免学费,立刻着手考中央师范大学。这时候距离考试没几天了,钱骥才发现之前的考试题一道都不会,差点吓呆了。后来的元勋这时候显出了超出常人的自学能力,就这么几天搞定了入学考试。

钱骥这次入学考试,语文的作文题他直到老年还记得,两题任选一道作文。《周易以上古发明制器者为圣人论》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这两天抱怨高考语文作文题的不少,要是这两题目,我想现在的学生就不会抱怨了,至少得先看懂再抱怨吧。

中央师范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是中学教师。1943年,钱骥毕业了,没有和同学们一起去中学,他被留下来做起了助教,这一做就是到1947年。因为钱骥参与学生运动太深入,当年做主留下他的沙教授,再次做主把他送去了中央研究院,做赵九章的助手。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钱骥没有一点点能看出来将来能和卫星搭上哪怕一点点关系,甚至和科研工作的关系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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