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稼先的科学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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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邓稼先的科学家事迹(篇1)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出生于安徽怀宁,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前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现代著名美学家、美术史家、艺术理论家,与同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并称为“南宗北邓”。邓以蛰一生淡泊名利,从不以权威自居。他曾居住的北京四合院中,悬挂着“松风水月”四个大字。邓以蛰以此横幅提醒自己与家人,为人当如松风那样清朗,似水月那般明洁。由于亲身经历清朝腐败、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时代,邓以蛰一生最大的期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当时尚未成年的邓稼先:“稼儿,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邓稼不负所望,成为了报效祖国,为国奉献的科学家。
作为父亲视孩子如掌上明珠,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却选择了“不作为”。女儿邓志典还不到十五岁时,就到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一个女孩,独自离开家,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做父母的有多少放心不下。邓志典到内蒙古后,被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四年。期间,一次核试验完成之后,邓稼先放弃了回北京休息的机会,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又步行二十几里去看望女儿。他给志典带去了几听肉罐头,那是他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营养品,看着女儿狼吞虎咽的吃相,他心里泛起了一丝苦涩。以邓稼先的“国宝”身份,可以有很多办法把女儿接回来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女儿是研究所中最后一个按政策回到北京的。回城后,志典在一家皮件厂当了一名普通的制作工人。
邓稼先注意在品德上教育孩子。邓志典去美国读研究生前的一天,邓稼先突然问她:“你看过《走向深渊》这部电影么?”这是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影片,讲述女大学生阿卜莱在欧洲求学期间,因贪图享受被情报机关所利用,并将她在火箭基地工作的男友拖下水的故事。这个时候,父亲提起这部电影,女儿立刻明白了:“爸,我不会的。”邓稼先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教育着自己的孩子。
关于邓稼先的科学家事迹(篇2)
1924年,一个春风和煦的早晨,邓稼先在安徽怀宁的一个书香门第诞生。他的父亲邓以蛰,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曾在北大和清华等知名院校担任哲学系主任。家中共有四个孩子,邓稼先排行第三。童年的他,随母亲和姐姐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
在北平崇德中学的校园里,年轻的邓稼先展示了他的学术才能。他的父亲虽为哲学家,但邓稼先的兴趣却在于理科,特别是数理化。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这一时期,他还结识了日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这段友谊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邓稼先的学习生活被迫中断。尽管如此,他的求知欲望并未减弱。战争的硝烟下,他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1941年,他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开始了他对物理学的深入研究。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邓稼先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决定继续深造。他拒绝了安逸的教师生活,选择去美国进一步学习,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将来回国为祖国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1947年,邓稼先远赴美国,进入了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在那里,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学业,不到两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被称为“娃娃博士”。他的聪明才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尽管面对吸引人的条件,他依然选择回国。1950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许多海外学子纷纷回国,邓稼先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了梦寐以求的祖国怀抱。他带回来的不仅是尼龙袜子这样的小礼物,更重要的是他的核物理知识。
关于邓稼先的科学家事迹(篇3)
在许鹿希的记忆中,自从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邓稼先几乎没有休过探亲假。从1958年他被调去搞原子弹,到1986年他去世,前后28年间他们聚少离多。后来在邓稼先逝世以后,许鹿希才了解到,邓稼先被调去搞核武器研究的时候,核武器研究院这一带满眼还是一片高粱,他们就是在这一片高粱地里开始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最初我国建立的核武器研究基地是邓稼先领着他挑选来的大学生们,砍高粱、平地、砌墙,在北京郊外建起的。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
邓稼先走马上任的时候,手下只有2个人,后来又陆续补充了20多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刚分来的大学生虽然住的地方没有暖气,又特别潮湿,没有休息日,整天看书、做研究,但是,那些年轻人仍然很兴奋,他们认为,一出学校门,国家就让他们搞原子弹,是多么信任他们。特别是在建造接收原子弹教学模型的房子时,这些年轻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工地上,醒目地写着一幅大标语:“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
那个时候,邓稼先带着这批年轻人劳动。邓稼先经常拿着饭碗过来,把菜放在地上,跟年轻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食堂为了改善伙食,养了几只鸡,结果小鸡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他一回头,说菜没有了,年轻人就拨一点给他吃。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只能容纳炊事员在里面炒点菜,烧点饭,干活的人都在外面吃饭。不久,研制基地就迁到了青海的金银滩和新疆罗布泊。
1959年3、4月间,核基地部队进入新疆。在沙漠深处,为了尽快找到场地,勘探大队和水文地质队在搞点测绘。他们注意到,孔雀河至北山60多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是冲击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站在这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对和他一起来选场地的政委常勇、副司令员张志善说:“这里真是个好场子。”
关于邓稼先的科学家事迹(篇4)
他,是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他,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把中国国防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他,叫邓稼先,被称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一个最具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今天,我们为您讲述邓稼先用生命诠释中国脊梁的故事。
历史不会忘记,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26岁被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200多位专家学者于1950年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怀抱。一到北京,他就同自己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到了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中去,开启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1958年的秋天,是邓稼先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杰找到他,透露“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绝密工作。
邓稼先丝毫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同意了。那一晚,他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哪?”“不能说。”“干啥?”“也不能说。”“我跟你通信?”“不行。”邓稼先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如果能做好这件事,我死也值了。”一纸调令,不知归期,不知去向,不知做什么,邓稼先告别妻子、离开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独自一人走进茫茫戈壁滩。那一天起,接到秘密任务的他从众多好友的视野里隐去,邓稼先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中消失,整整28年。
“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1959年8月,在失去外援的情况下,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以卓绝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着“争气弹”的研制工作。由于条件艰苦,他们不得不使用算盘,来推理、计算原子理论。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常常是通宵达旦,一次就是一个多月。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邓稼先不仅在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次爆炸失败,他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也就是这次事故,使得邓稼先受到严重的核辐射。
关于邓稼先的科学家事迹(篇5)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北京的大街上挤满了抢着买《人民日报》号外的人,大家奔走相告,感觉扬眉吐气。
几天后,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到许德珩家中做客。许德珩兴奋地问:“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搞了出来?”严济慈笑着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女婿呀!”
“那句话等于捅破窗户纸了。”许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祖父许德珩给全家人立下规矩,邓稼先到家里来,谁也不能问他工作方面的事情。
直到如今,许进再怎么努力在记忆中搜索,想找到姑爹当年话语中可能露出的“破绽”,也“只有两次,似乎跟他的工作稍微沾一点儿边”。
一次,是邓稼先跟许进闲聊,说“大家叫我福将,我是甲子年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许进一头雾水,不明白姑爹说的“福将”是什么意思。直到邓稼先去世后,关于他的贡献解密,许进才恍然大悟,原来1964年到1986年这22年中,中国共进行了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是邓稼先负责并亲自在现场指挥的,次次成功,同事们因此称他为“福将”。
“所谓的‘福将’并不是说他多么幸运,全都是用巨大的努力换来的。”许进对《环球人物》记者感慨道:“每次核试验起爆之前,姑爹作为技术负责人都要签字,他的手都是抖的,手心冰凉,浑身冒汗,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另一次“沾边”发生在恢复高考后。邓稼先也是跟许进聊着天,突然陷入沉思,自顾自地嘀咕:“我们基地太苦了,有些同事们更苦,他们的孩子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啊?父辈已经为国家奉献了一生,可不能把孩子们耽误了……”许进一脸迷茫看着姑爹忧心的样子,不知道他说的“基地太苦”是什么意思。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刊登文章《两弹元勋——邓稼先》。此刻,许进和家人们才同全中国的人们一起,终于知道了姑爹藏在心底28年的“秘密”。“姑姑一直收藏着那天报纸的复印件。35天之后,姑爹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