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陈芳允科学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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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陈芳允科学家事迹精选篇1
1968年，我国研制出了四代计算机和多普勒的测速设备，利用这个设备对美国的“探险者”22号、27号和29号3颗卫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跟踪测试以后，发现最管用的是多普勒测速设备。这套系统特点之一是设备很简单又非常可靠，而且测量的角度范围非常大，达到60度。当卫星从地平面上刚一冒出来,它马上就能观测到。所以，逐步确定将多普勒设备作为我国第一颗卫星的主要测轨设备。
陈芳允常说，“我国底子薄，经济条件有限，在科研上，一定要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当时，在建立地面测控系统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资金短缺。国外发射卫星均在全球布站，花费大量资金租用别国的土地，但我国经济基础薄弱，花不起这个钱。就连在国内建站和研制设备，也得把费用减小到最低限度，并且要达到 “投资少、见效快、一次成功”的目标。为实地勘测卫星跟踪测量点，陈芳允带领技术人员走南闯北，跋山涉水，从炎热的南方到寒冷的西部大漠，从东海之滨到北国边疆，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这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深深感染着周围的科技人员，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大家以苦为乐，团结协作，拧成一股绳，干出了令人嘱目的成就。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地面观测系统很快抓住目标，进行持续跟踪、测量与计算，及时预报了卫星飞经世界各地的时刻。实践证明，由陈芳允主持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卫星测量方案非常有效，实现了“抓得往、测得准、报得及时”的目标，而且在轨道测量精度上与其他国家相比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我国第一颗卫星测量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我国卫星测控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两弹一星”陈芳允科学家事迹精选篇2
因为给自己理发、缝补衣服，父亲以勤俭出名。在他看来，这样既可以节约物资，又能把在理发店排队的时间节约下来做更多的工作。
在生活中如此，为国家考虑更是如此。最早，人造卫星地面观测跟踪站设计是18个，但考虑当时国家的经济条件，父亲直接提出可以砍掉一半。经过计算(父亲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计算器，这样的计算器在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出十几个)后，又减掉2个，最终只建6个地面站，节约成本达上亿元!
父亲生前用一种便于携带的小本本，随时记录他的想法、感言、计算公式、数学模型等。
我们看到父亲在标注着1996年的小本本上写着：“近十年来，国际上十分关注小卫星的发展。”因此，父亲感慨，要“发展小卫星，促进我国空间事业以较快速度前进”，表达了他内心的焦虑。
陈芳允有很多记事小本，标注着1996年的小本，其中一页写着“不行，还是要双星才行”。
那个时期，父亲每年在北京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休探亲假回家，他还是围着卫星转。在他居住和权当卧室兼书房的10平方米小屋里，墙上别无他物，只有一面墙永远钉着一张大地图。
“两弹一星”陈芳允科学家事迹精选篇3
“____”开始后，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转到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进行。1967年，陈芳允调至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新成立的卫星测量部，指导卫星测控设备的研制和发射台站的建设等工作，直到1975年为止。1976—1984年，他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测量通信总体所副所长，在此期间，主要领导了微波统一跟踪测量控制系统的研制和星地协调工作。1984年，他调至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任科技委常委，1988年后为顾问。
在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主要从事电子线路和雷达方面的研究工作。他首先提出利用采样原理制作实用的采样示波器。1961年，在他的指导下研制出可以观察到纳秒(109秒)量级的脉冲和甚高频连续波采样示波器，这是国际上最先做成功的。这些工作在以后的计算机研究方面得到了应用。在对雷达的研究上，他提出利用单脉冲体制代替一般的圆锥扫描体制，并进行了总体设计。在陈芳允和曾宪泽、李力田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解决了飞机载雷达的抗干扰问题。这种雷达以后被安装在我国的歼击机上。在配合我国原子能研究方面，他所领导的研究室成功地研制出多道脉冲分析器，填补了我国核弹试验中的一项重要测量仪器的空白。
1964年我国开始考虑发射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一批光学、电子学和天文学的专业科技人员承担了卫星跟踪、观测和轨道预报等科研任务。在我国，发射的近地卫星无线电测量设备以多普勒测速为主，第一、二颗卫星用单频多普勒测速为主，其后改用双频，目的是消除电离层的影响。陈芳允提出把遥测信号并入双频信标机来传输，试验证明这一方案既不影响测速精度，还可以节省星上和地面设备。他和魏钟铨在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之后制定了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观测台站设置和观测设备的方案。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虽有所修改，但基本上是按这个方案实施的。
“两弹一星”陈芳允科学家事迹精选篇4
在陈芳允的带领下，团队克服了重重困难，确保了“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1970年4月24日，随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这一成就，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为我国的科技事业树立了新的里程碑。陈芳允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在20世纪70年代，陈芳允以其前瞻性的眼光，洞察到了通信卫星测控系统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他立即投入到相关的研究工作中，旨在为国家通信事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经过多年的努力，1984年，陈芳允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应用达到了高潮——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的成功发射。这一成就不仅标志着我国在卫星通信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也为国家的通信事业插上了翅膀，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陈芳允还提出了“双星定位系统”的设想，并在1989年成功实现这一设想。这一系统的成功运行，为我国卫星导航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陈芳允的这些贡献，无疑展现了他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卓越的科研能力，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忠诚和对科技创新的执着追求。
陈芳允不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还展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尚的人格。他的诗句“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反映了他对国家和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奉献。陈芳允的一生是对中国科技事业和国家发展的巨大贡献，他的精神和成就将永远激励着后来的科技工作者。
“两弹一星”陈芳允科学家事迹精选篇5
陈芳允是眼光卓越的战略科学家。
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陈芳允来到光学专家王大珩家，两人彻夜长谈并达成共识：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他们写出方案，又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专家杨嘉墀修改完善，3月初，四人联名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上报中央。
这份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以这份建议书为依据，组织制定了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也就是著名的“863计划”。“863计划”的实施，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芳允在70年代已经意识到卫星定位关乎国家军事和经济命脉，1983年，美国把建设中的GP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放民用，他第一时间研究了这个系统，思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技术方案。
陈芳允大胆地提出“双星定位”理论、并可同时进行通信的设想，他带领课题组研制了“双星定位通信系统”，这就是后来北斗一号系统的雏形。
1994年“北斗”正式立项，晚年的陈芳允主要致力于北斗卫星的研究。2000年4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几个月后，他所惦念的北斗一号首批两颗卫星发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