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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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1】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在原子弹、氢弹研制中，领导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飞沙走石，寸草不生，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年过半百的郭永怀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还要在北京和青海基地之间来回奔波。不到一年时间，他已是满头白发。

当时，郭永怀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睡觉时不让警卫员铺褥子。他说：睡在铁床上，一翻身就会硌着疼醒了，这样就不至于让自己睡过头，就能起来继续工作了。他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时时彻夜不眠。

1968年12月，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回北京汇报，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为了保护绝密资料，郭永怀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人们费力将两人分开，发现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他紧抱着国家机密，把自己融入天际，将丹心留在大地。“两弹一星”23位元勋中，郭永怀是唯一涉足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位烈士。

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2】

1959年，在钱学森的推荐下，郭永怀临危受命，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组成了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1963年，郭永怀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已经在地图上消失了的金银滩。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卫星相关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1968年12月4日，在数月攻坚之后，热核武器研制获得重大突破，为了不耽误研制进度，郭永怀决定当晚乘飞机赶回北京，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3】

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uggenheim Aeronautical Laboratory at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习，与钱学森一同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从事可压缩流体力学，特别是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研究，最终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里，他遇到了平生的知己钱学森师兄，学习之余，钱学森最乐意干的事情就是开着车，拉着这个颇有几分书呆子气的师弟兜风。

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成为了该校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此后十年，郭永怀重点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人类突破声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郭永怀还发展了Poincare、Lighthill的变形参数与变形坐标法，它可以解决边界层前缘的奇异性。钱学森为此还在《应用力学进展》(Advances in Applied Mechanics)上发表文章，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

郭永怀凭借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扬名世界，于1955年7月在康奈尔大学晋升为终身教授。此外，郭永怀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期间还与钱学森合作完成了《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等数篇论文，首次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4】

为了了解郭永怀，南开大学物理学院《永怀》话剧的创排者之一的史歆祺去了研制原子弹的青海221基地，她这样形容原子弹试爆的环境：“很不现代，一看就是没钱才那样弄的一个土墙。”

话剧排演中，她发现最难的不是大量对白，也不是飞机失事时细碎的肢体动作，而是演绎条件的艰苦——人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下，是用一种怎样的情绪和精神在说话的?

“喝碱水、住帐篷、煮野菜……这一段很难排得出来感觉，大家都没经历过。”史歆祺说，“你能感觉到，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演不出那个时代的难。”

他们不得不引导年轻的演员们去想象。在高原冬季住帐篷，早上醒来，要先用手捂着按摩一会儿，才能睁开眼睛，因为眉眼上都是霜冻。

饥饿一度成为原子弹研制工程的最大障碍。《为国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中描述，当时科学家每餐只能吃到一个馒头、一角钱的干菜汤。附属电厂的职工用变压器泄漏出来的油炸青稞面吃。饥饿使人便秘、浮肿。核武器研究所将近一半的人得了浮肿病，副所长彭桓武的脚肿到穿不进布鞋。

高原的冬季漫长，郭永怀一行曾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进行了一个月的核弹试验。54岁的郭永怀坐在一辆没有暖气的吉普车里，每天颠簸行进4个多小时。戈壁滩上没有帐篷，所有人席地而坐，啃着冻馒头与咸菜，配着从兵站要来的一暖瓶热水当午餐，郭永怀也是如此。

为了让学生们体悟当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把部分校园建在了钱学森、郭永怀等老一辈科学家创建的北京怀柔火箭试验基地旧址上。健身房、金工实验室是当年“两弹一星”的生产车间，学生们漫步的“情人坡”坐落在当年的燃料库旁，校园里的河是当年的泄洪沟。

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篇5】

湍流是郭永怀研究的一个内容。李佩的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得知丈夫遇难当晚，51岁的她神情凝重却没掉一滴泪，只是站在自家阳台上望着远方的蓝天，好几个小时没说话。1997年，李佩80岁时，她和郭永怀唯一的女儿郭芹不幸病逝。办完女儿的后事，她默默收藏起女儿小时候玩的布娃娃，几日后仍像平常那样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上英语课，只是声音变得沙哑。

从此，失去两位亲人的李佩独自住在中科院“特楼”。但李佩并不感到孤单，因为有许多事等着她做。1998年，李佩开始创办中关村大讲坛，到2011年总共举行了600多场讲座，请来的主讲人都是各个领域的大腕。

从讲座主题到时间确定，李佩要打几十个电话，她还亲自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年龄太大办不动后，她就开始组织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先生，每周开小型研讨会。她还张罗着在小区内收拾出供老人们读书下棋的地方。91岁时，她历时3年整理钱学森海外学术文献，在94岁时主编《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中文版，98岁还在参加学术活動。

2003年，李佩将丈夫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给了中国科技大学。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量为515克。她又先后将个人的全部积蓄，分别捐给中科院力学所和中国科技大学各30万元，没有任何捐赠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电费账单一样平常。早年中科大研究生院要评李佩为教授，她竟然拒绝，理由是自己没有著作，不配当教授。

后来，院领导一再坚持，说编辑和翻译系列也可评高级职称，她才接受。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请这个上层社会关系广、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都被她一口拒绝。她唯一喜欢的是一个长寿老人的奖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