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核武器研制科学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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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核武器研制科学家事迹【篇1】
做出决定的那天晚上,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到哪儿去?”他回答:“不能说!”妻子问:“去干什么?”他回答:“不能说!”妻子又说:“你把信箱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写信。”他回答:“不能通信!”
而他最后对妻子的几句叮嘱,几十年后,年逾古稀的许鹿希仍然记忆深刻:“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也值得。”邓稼先被任命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从此,他就像是消失了一样,再没有出过国,再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再没有公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在原子弹研究初期,邓稼先的研究是有苏联专家帮助的。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
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新中国,要自主研制一颗原子弹谈何容易?当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里,至少有14人是诺贝尔奖得主,而邓稼先所带领的团队则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
邓稼先确立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念和目标。他选定了3个主攻方向,与其他年轻科研人员一起,运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等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夜以继日的繁重数学计算。
邓稼先核武器研制科学家事迹【篇2】
1959年3、4月间,核基地部队进入新疆。在沙漠深处,为了尽快找到场地,勘探大队和水文地质队在搞点测绘。他们注意到,孔雀河至北山60多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是冲击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
站在这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对和他一起来选场地的政委常勇、副司令员张志善说:“这里真是个好场子。”定点的那一天,炎热的戈壁忽然凉爽起来。在一道水沟里,生长着一丛丛、一簇簇的马兰草,阳光下随风摇曳。张爱萍将军见这里有一片片的马兰草,青翠的剑叶,亦白亦红亦蓝的小花,生命力极强,为荒漠平添了几分生机,于是就提议叫马兰。此后,地图上就出现了马兰的名字。
从那时候起,进入沙漠深处的这支神秘部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就开始了他们为国防建设而努力奋斗的艰苦生活。许鹿希说:“那时候邓稼先在青海的基地住帐篷,在新疆的马兰基地,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帐篷。帐篷里没有暖气,冷得不得了,那么帐篷里怎么烤火呢?我后来了解到是火墙,你知道火墙吗?火墙那个东西,你靠近了就很热很热,当离开火墙,人就感到很冷很冷。罗布泊那个地方干旱得厉害,干到什么程度?洗手绢,把手绢从盆里提起来,这么一甩,手绢就干了。国家花了很大精力,喝的水、洗脸的水,都是用汽车的水箱运过去的。本地是有一条河,叫孔雀河。可是孔雀河的水是苦的、涩的,根本没法吃。但是,就这么苦,他们也还是坚持在那里搞研究。”
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坚持下来的,还是已经离开的,都对马兰这个地方怀有特殊的、割舍不掉的恋情。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导弹的研制成功,马兰,代表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场地,隐藏于新疆大地,淹没在茫茫戈壁深处。原子弹初期的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6个大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6个环节的龙头。九所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原子弹理论和基本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
邓稼先核武器研制科学家事迹【篇3】
解决理论计算数据问题,是进行核弹爆轰试验的前提。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并断言“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邓稼先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原二机部部长刘杰曾打过一个比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邓稼先可以说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龙头”。
邓稼先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与其他年轻科研人员一起,运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等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夜以继日的繁重数学计算。选对主攻方向,使“龙头”昂起来,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作出的最重要贡献。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举国为之欢庆,举世为之瞩目。而这颗原子弹,就是由邓稼先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随后,他又投入到氢弹的研制工作中。按照他和于敏提出的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我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邓稼先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周光召合写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这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的开创性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发挥着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
邓稼先核武器研制科学家事迹【篇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与天津的南开大学一起合办,是为西南联大。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原打算随校迁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一家人也迁到昆明去,但他偏偏在此时患上了重病。无法,邓稼先一家只好滞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在日寇占领下生活,邓氏一家人饱尝亡国奴之苦,也激发了少年邓稼先的爱国情怀。
1941年,从北平辗转来到昆明的邓稼先进西南联合大学,读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班底,以及它在抗日战争中南迁建成的背景,加上它注重爱国宣传、教授们的带动等,使这所大学成了抗战中学术水准最高、抗战气氛最浓的高校。原本就怀抱救国之志的邓稼先在这里学习了四年,既受到治学严谨之风的影响,也受到爱国气氛的熏陶,成长为一个学识水平高,思想进步的青年。他终身不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经历。
机缘巧合,在西南联大,邓稼先又与杨振宁同校。杨振宁当年在联大读物理系研究生,比邓稼先高三班。二人在这所学校里佳谊依旧,相交甚厚。
在西南联大,思想进步的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也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爱国、进步、拥护共产党,是已经形成世界观和政见的邓稼先思想的基调。他依然刻苦读书,对科学知识孜孜以求,但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为国家富强而读书,学习科学是为了将来为国家强大做贡献。他已经将实现科技强国的夙愿与国家现实联系在一起,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
这个学习成绩优秀,政治上积极进步,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高唱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走上科学之路。
邓稼先核武器研制科学家事迹【篇5】
邓稼先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他从国外回来的那一刻就说过:只要国家有需要,他就去做。
钱三强郑重地说:“如果你愿意,现在签字,明天跟我们走,而且这件事是保密项目,你不能够透露给任何一个人,包括你的家人。”
也就是说,在邓稼先签名的那一刻,他需要远离家人,去到国家保密的地方,隐姓埋名,并且不能告诉家里人,自己在做什么。
那天晚上,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聊新中国的现状,又聊到朝鲜战争,最后,邓稼先才说:
“我要离开一段日子,时间不定,具体做什么我不能说,以后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如果我做好了这件事,这辈子就无憾了。”
许鹿希在邓稼先回来收拾东西时,就意识到他的沉重了,这次应该也是为国家做事去了,她点点头,一边默默地替邓稼先收拾行李,一边叮嘱他:“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但要注意安全!”
其实,许鹿希的压力也大,她30岁多岁,家里2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邓稼先的父母患有肺病,许鹿希母亲的身体也不好.......
看到这样支持自己的许鹿希,邓稼先心中五味杂陈,他不敢看妻子的眼睛,害怕妻子看出他的担忧。
第二天,邓稼先就离开家,前往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带着团队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核武器的研究工作中。
茫茫戈壁滩上,一眼看不到边,这里自然环境恶劣,科研条件简陋,再加上国际上的技术封锁,邓稼先和团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