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

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新鲜出炉，王淦昌事迹里有哪些感人的故事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年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必看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1

就在1931年，英国人查德威克却采用了与王淦昌类似的实验方法发现了中子，并由此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虽然错过了诺贝尔奖，但是王淦昌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前行，还把学生时代的这个教训，时时记在心里。这个遗憾也成为他之后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的一面镜子。

1934年，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27岁的王淦昌毅然选择回国。这让当时他的同事很不理解，“科学没有国界，中国那么落后，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实验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呢?”王淦昌坚定地回答道：“正如巴斯德所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正需要我回去!”就这样，王淦昌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返回了祖国。他先后在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不仅潜心教育和科研事业，而且心系祖国命运。

作为一名教授，那时的王淦昌有着较高的工资收入。可是令学生们惊讶的是，王淦昌却常常吃不饱饭，甚至下课后还要去放羊赚钱。直到后来，大家才得知了真相。那时候的中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为了支援抗战，王淦昌捐献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甚至把妻子的陪嫁首饰也捐了出去。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为躲避战乱，浙江大学不断搬迁。王淦昌也只能跟随着学校一路西迁。在颠沛流离的西迁途中，没有合适的实验器材，没有固定的实验场所，甚至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淦昌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科研事业，向着物理世界不懈探索。

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2

回国后，王淦昌先在山东大学任教，后应竺可桢之邀来到浙江大学。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多次迁校，历经江南六省，辗转跋涉2600多公里，最终在遵义一座破庙扎根，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同时，不断地搬迁中，王淦昌从未停止过科学研究。在简陋的环境下，他制成荧光粉——磷光硫化锌，为国家填补了科研空白。

当时的世界物理学界流传着“中微子”的传说，但无人能证实它的存在。在得了肺结核的境况中，王淦昌就在油灯下研究中微子探测。1942年，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刊登了王淦昌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这篇论文引起了轰动，但由于国内实验条件有限，他未能付诸实践。

1953年，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受到这篇论文的启发，第一次在核反应堆中捕捉到了中微子，并于199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又一次错过了。

1955年，王淦昌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王淦昌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作为领队与12个国家的原子核专家组成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震惊世界!

那时有很多人预测，王淦昌带领团队取得的这一成就，一定能够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收入囊中。但是就在这时，备受国际物理学界关注和期待的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3

面对祖国的召唤，王淦昌想到了叶企孙老师给他种下的科学救国的种子，他掷地有声的回答道：“我愿以身许国!”从此，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就失踪了，远在祖国大西北的高寒之地，原子弹研制基地上，一位叫王京的老人将在此隐没17年之久。寒风凛冽，大西北的高原上，王淦昌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总指挥，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苏联在撤走了所有的科学家和高精尖设备时说，就算给中国20年时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但是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就爆炸成功了。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为“596”，这是为了让大家牢牢记住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的日子。

熬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在一年除夕夜，王京照例不能回家，和邓稼先在帐篷里过了一个新年。邓稼先动情的说：“叫你王京十几年了，今天，就让我叫你一声王淦昌吧。”话音未落，两位科学家早已泪水滂沱。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隐姓埋名整整17年!但他无怨无悔，只为践行那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的誓言!

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4

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获198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获198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两项，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创造性地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863计划的倡议者之一，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高技术，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1934年4月，王淦昌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王淦昌在这一时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1941年，王淦昌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中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1942年1月，美国《物理评论》(PhysicalReview)发表了这篇短文，此项成果荣获第二届范旭东先生纪念奖。

王淦昌“两弹一星”科学家事迹篇5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61年开始，他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1964年，他独立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成为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新领域。

他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存放着一个看似普通的木箱，上面写着“北京王京〈10〉”等字样。我们不禁要问，王京是谁?这个木箱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60年的冬天，远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联合所)的王淦昌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绝密电报，要他马上回国领受新任务。这年是王淦昌在苏联工作的第五个年头，在此期间，他在基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特别是他带领研究小组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使人类对微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受到了世界物理学界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