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两弹元勋”科学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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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两弹元勋”科学家事迹【篇1】

做出决定的那天晚上，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到哪儿去?”他回答：“不能说!”妻子问：“去干什么?”他回答：“不能说!”妻子又说：“你把信箱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写信。”他回答：“不能通信!”

而他最后对妻子的几句叮嘱，几十年后，年逾古稀的许鹿希仍然记忆深刻：“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也值得。”邓稼先被任命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从此，他就像是消失了一样，再没有出过国，再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再没有公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在原子弹研究初期，邓稼先的研究是有苏联专家帮助的。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

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新中国，要自主研制一颗原子弹谈何容易?当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里，至少有14人是诺贝尔奖得主，而邓稼先所带领的团队则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

邓稼先确立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念和目标。他选定了3个主攻方向，与其他年轻科研人员一起，运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等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夜以继日的繁重数学计算。

邓稼先“两弹元勋”科学家事迹【篇2】

1959年3、4月间，核基地部队进入新疆。在沙漠深处，为了尽快找到场地，勘探大队和水文地质队在搞点测绘。他们注意到，孔雀河至北山60多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是冲击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站在这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对和他一起来选场地的政委常勇、副司令员张志善说：“这里真是个好场子。”

定点的那一天，炎热的戈壁忽然凉爽起来。在一道水沟里，生长着一丛丛、一簇簇的马兰草，阳光下随风摇曳。张爱萍将军见这里有一片片的马兰草，青翠的剑叶，亦白亦红亦蓝的小花，生命力极强，为荒漠平添了几分生机，于是就提议叫马兰。此后，地图上就出现了马兰的名字。

从那时候起，进入沙漠深处的这支神秘部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就开始了他们为国防建设而努力奋斗的艰苦生活。许鹿希说：“那时候邓稼先在青海的基地住帐篷，在新疆的马兰基地，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帐篷。帐篷里没有暖气，冷得不得了，那么帐篷里怎么烤火呢?我后来了解到是火墙，你知道火墙吗?火墙那个东西，你靠近了就很热很热，当离开火墙，人就感到很冷很冷。罗布泊那个地方干旱得厉害，干到什么程度?洗手绢，把手绢从盆里提起来，这么一甩，手绢就干了。国家花了很大精力，喝的水、洗脸的水，都是用汽车的水箱运过去的。

本地是有一条河，叫孔雀河。可是孔雀河的水是苦的、涩的，根本没法吃。但是，就这么苦，他们也还是坚持在那里搞研究。”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坚持下来的，还是已经离开的，都对马兰这个地方怀有特殊的、割舍不掉的恋情。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导弹的研制成功，马兰，代表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场地，隐藏于新疆大地，淹没在茫茫戈壁深处。

邓稼先“两弹元勋”科学家事迹【篇3】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与天津的南开大学一起合办，是为西南联大。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原打算随校迁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一家人也迁到昆明去，但他偏偏在此时患上了重病。无法，邓稼先一家只好滞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在日寇占领下生活，邓氏一家人饱尝亡国奴之苦，也激发了少年邓稼先的爱国情怀。

1941年，从北平辗转来到昆明的邓稼先进西南联合大学，读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班底，以及它在抗日战争中南迁建成的背景，加上它注重爱国宣传、教授们的带动等，使这所大学成了抗战中学术水准最高、抗战气氛最浓的高校。原本就怀抱救国之志的邓稼先在这里学习了四年，既受到治学严谨之风的影响，也受到爱国气氛的熏陶，成长为一个学识水平高，思想进步的青年。他终身不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经历。

机缘巧合，在西南联大，邓稼先又与杨振宁同校。杨振宁当年在联大读物理系研究生，比邓稼先高三班。二人在这所学校里佳谊依旧，相交甚厚。

在西南联大，思想进步的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也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爱国、进步、拥护共产党，是已经形成世界观和政见的邓稼先思想的基调。

邓稼先“两弹元勋”科学家事迹【篇4】

1984年底，在邓稼先指挥下，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这一年，他60岁。试验前夕，他接连几天拉肚子，大便带血，邓稼先以为是痔疮出血。然而，他不知道，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组织指挥核试验。

61岁的邓稼先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被确诊为直肠癌。在住院的363天里，他动了三次手术，打止痛针的次数从每天一次发展到一小时一次。尽管重病缠身，痛苦不堪，他仍在生命的最后，和老搭档于敏完成了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至今仍然对中国核武器事业产生着深远影响。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病去世，享年62岁。他辞世前曾问过妻子：“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2017年，人教版语文七年级课本里，收录了杨振宁所写的《邓稼先》。时间，给出了回答。

演播室现场，邓稼先的侄子许进先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政治部大校、一级作家彭继超，通过原子弹模型等重要文物，共同讲述邓稼先为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奉献一生的故事。

邓稼先“两弹元勋”科学家事迹【篇5】

邓稼先带领科研团队，以惊人的速度在最短时间内研发出原子弹和氢弹，中国人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核讹诈。而邓稼先本人因为总是在核试验中身先士卒，终于因辐射而导致癌症，最终以身殉国。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邓稼先这样的科学家，才有了今天强盛的中国，才有了我们幸福安宁的生活。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的不朽英名，将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他的卓越功勋，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他的崇高品德，将永远激励科研人员不懈奋斗。

邓稼先的一生，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奉献，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不懈努力。邓稼先展现出了伟大的精神品质，他不计名利，为国家的核事业默默奉献。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学习邓稼先的精神，心怀天下，志存高远，不畏艰难险阻，勇挑时代重担。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将个人的梦想融入到国家的发展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了大字标题《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文中盛赞他“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日”。35天后，邓稼先，这位我国核武器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我国研制核武器技术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杰出核科学家，不幸与世长辞。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新中国的国防能力和国际威望，党中央决定研制核武器。1958年春，刚满34岁的邓稼先欣然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解决理论计算数据问题，是进行核弹爆轰试验的前提。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并断言“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邓稼先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原二机部部长刘杰曾打过一个比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邓稼先可以说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