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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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1
1956年4月，我国正式启动原子弹研发工作。众所周知铀-235是最重要的核燃料，但在天然铀中，铀-235只占0.7%，其他都是铀-238。所以要研制原子弹首要任务就是分离铀-238，从而得到浓缩的铀-235。“甲种分离膜”技术成为提炼浓缩铀的关键，而这种被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的技术在当时仅有美国、英国和苏联掌握。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随之分离膜关键器材也停止了供应。周恩来总理及时作出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五六年内攻克这一“心脏”。1960年8月，经过反复评估，最终将“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的研发任务交给上海冶金研究所。为此，包括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中科院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在内的4家单位60多名专家在上海冶金研究所组成了第10研究室，集中联合攻关。
时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的吴自良担任此项任务的技术总负责人，在当时，很多成员都在30岁左右，挑大梁的吴自良也不过40岁出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团队。吴自良接到任务后，放下筹备许久的项目，全身心投入到“甲种分离膜”的研发工作中来。他先后组织上海市包括冶金、纺织、化工等领域在内的多家单位参与协同，带领大家一起解决制粉、调浆、烧结、机械加工、焊接、后处理等一系列工艺问题，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第10研究室攻坚克难，逐一解决分离膜元件研制中的技术难关。
吴自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2
吴自良在上海冶金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制含油轴承。当时，开展科研工作，经费没有问题，人员都是上面派定的。我是专门做国防攻关任务的。科研题目，都是由工业部门、科学院提出来的，我可以在这些题目里面挑选。在我确定了题目后，委托单位的人马上就来找我，提出他们的要求、希望和想法。“____”以前，我做过的课题主要有苏联合金钢40X代用品、特种合金电阻丝、甲种分离膜等等。当然，最主要还是研制甲种分离膜，它是用来做原子弹的，研制它，是一项很复杂的事情，这项工作整整占用了我4年左右的功夫。但对我来说，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时候，由谁来做国防攻关项目，都由上面点名指定的。
吴自良主持研制甲种分离膜的工作，就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点的将。我是该项目的总负责人，在这项国防攻关任务中，从欧美留学回来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就我一个。苏联人那时说过：甲种分离膜，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为了研制甲种分离膜，上海冶金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室，叫第十研究室，由我这个副所长兼十室主任，全副精力去做这件事。我率领的是由77个人组成的一支攻关队伍，其中大部分人是做____的复员军人，科研人员主要都是从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4家单位集中起来的，而且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能够进这支队伍的成熟的科研人员其实并不多，这支队伍好多研究骨干力量都是只念了3年就毕业的大学生，还不大会做研究工作。
根据二机部的意见和规定，所有的科研人员分成三组：第一组负责研制原料，组长是金大康;第二组负责重要工艺，组长是邹世昌;第三组负责测试，组长是李郁芬，她是复旦大学副教授。三组之间，二组可以了解一组的情况，但一组不能到二组去了解情况;三组可以了解二组的情况，但二组不能去了解三组的情况;一组绝对不能去了解另外2个组的情况，也就是说做后一道工序的小组可以了解前一道工序小组的工作，但反过来不可以。作为十室主任，我负责全面了解和掌握三个组的情况。在研制工作中，每个组他们要怎么做，事先都要征得我的同意，我不同意，他们是不能做的。我天天同3个组的研究人员在一起，每天都检查各组的进展情况，随时给予必要的支持。隔一、二周，每个组就要向我汇报一次工作。
吴自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3
1917 年 12 月 25 日，吴自良出生在浙江浦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然而，命运的转折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父亲早逝，家产耗尽，吴自良的童年变得异常艰难。三岁起，他便与家中唯一的家产——一头老牛为伴。这头牛每天都要租给农民耕地，吴自良则早出晚归地跟着它。傍晚回家时，母亲会检查牛的肚皮是否吃饱草，如果牛肚子是凹陷的，吴自良当天的晚饭可能就没了着落。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吴自良学会了坚韧与勤劳，母亲朴素的处世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他。
除了放牛，年幼的吴自良还做过各种杂活。他帮人做针线活，上过中药铺做过小工，过早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但这些困难并没有打倒他，反而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望。九岁时，吴自良终于走进了私塾，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
在私塾里，吴自良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老师让他背四书五经，他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能倒背如流，此事在当时的浦江被广为称赞。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热情，让他在学业上突飞猛进。然而，家里的经济状况依然不容乐观，连一日三餐的大米饭都成了奢望，粥里常常放着大量的萝卜。但这些都没有阻挡吴自良求学的脚步，他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断探索，为自己的未来积蓄力量。
吴自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4
20 世纪 60 年代，众多科学家踊跃加入，促使中国原子能事业踏上了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进行研制的全新征程。
原子弹的研制堪称一项规模宏大、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当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无疑是理论设计。邓稼先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领头人，肩负着极为沉重的压力。
当时中国科研条件极为有限，仅有一台每秒一万次的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大量数据运算只能依靠手摇计算器。邓稼先等科研人员得出结论或数据后，会找其他部门验证准确性，其中爆轰试验至关重要。
那时，生活艰苦，科研条件受限。王淦昌、陈能宽等研究人员用土办法，在临时工号里开展爆轰试验所需炸药部件浇铸。经过上千次爆轰试验论证、上万个数据计算以及多个单位协同合作，理论设计与试验相互配合，最终完成原子弹理论模型设计雏形。
紧接着，核爆炸所需的关键材料浓缩铀-235成为必须尽快攻克的难题。在天然铀当中，铀-235所占比例仅仅为0.7%，绝大部分是铀-238。所以要尽可能地将铀-238分离出去。
在那个时期，放眼全球，能够制造甲种分离膜的国家屈指可数，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并且，这种制造技术被严格地列为国家核心机密，高度保密。
吴自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5
一开始，第一组用了很多正规的办法来试制原料粉末，但最后都没有做成功，那怎么办呢?因为，当时困扰着吴自良的一个难题是，没有人知道最后做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这项重大的科研任务一定要攻关成功。所以，那时我的心里压力是很大的。由于研制粉末可以用各种方法，所以，在正规办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想用另外一种方法做做看。根据自己对本所研究人员情况的了解，我起用了一位研究人员进行试制，结果很快，半年之内研制原料工作有了突破，问题解决了。接着，我就将工作的重点转入到第二组。
这一组科研力量相对比较强些，很多科研人员都是我亲自从清华、北大点将点来的。那时在攻关重要工艺中遇到的许多关键性问题，该组的科研人员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随后，我们的工作就转入第三组测试阶段。可以说，甲种分离膜的成功研制，是3个组一起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上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单位多方支持配合的结果。那时候，工作的确很忙，我们每天工作10小时，逢年过节都不休息，否则研制工作进展也不会那么快。当我们实验室的研制工作做得差不多，需要进一步做批量生产前的中间试验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厂也在华东科委、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冶金局、化工局、纺织局等各方的支持配合下，建设得差不多了。不久以后, 我们中国自行研制的原子弹也就成功地爆炸了。
当时，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所里还派了正副两个支部书记来加强十室的政治思想工作。可以说，他们俩位对吴自良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那时，为了赶任务, 我们十室的人员不需要每个礼拜都集中起来进行政治学习了，他们都是在各小组里面自学____著作。我呢，因为做这项工作，也不要每个礼拜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参加政治学习了。
吴自良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对于从事甲种分离膜研制工作的科研人员，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后勤保障。譬如，当时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实行配给制的，所以，那些来自外地的科研人员有时候连牙刷、牙膏都买不到，为此，我们还专门想办法来保证牙刷、牙膏的供应。另外，当时所里还专门分配了一批房子，解决这些外来科研人员的住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