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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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事迹（精选篇1）

1915年10月6日夜，彭桓武出生。由于是早产儿，彭桓武一生体弱多病，但这从小彭桓武酷爱数学和计算。时任长春县县长的父亲彭树棠，在他幼年时就教他简单的加减。4岁时，他已学会四则运算。1930年，彭桓武来到北平求学，因勤奋好学一年内连升三级。

1931年9月，彭桓武主要通过自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清华物理系，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等一起被誉为“清华四杰(彭王林杨)”。周培源更是非常喜欢这个虽然体弱但功课优异的少年大学生，亲自指导他的毕业论文《地球上单摆的摆动周期是多少?》。1935年夏，彭桓武考上了周培源的研究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来不及完成毕业论文，就被迫南下云南大学任教。

1938年，时年23岁的彭桓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资格，来到爱丁堡大学，投师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玻恩门下，成为玻恩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玻恩的指导下，彭桓武于1940年和1945年分获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玻恩和爱因斯坦有着30多年的交谊。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玻恩数次提到这位得意的中国学生。1941年，经玻恩推荐，彭桓武前往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在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领导的理论物理所工作。不久，帮助量子化学的创始人之一W.海特勒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事迹（精选篇2）

彭桓武(1915.10.06-2007.02.28)，物理学家。生于吉林长春，籍贯湖北麻城。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云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先后在中国开展了关于原子核、钢锭快速加热工艺、反应堆理论和工程设计以及临界安全等多方面研究。对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对中国第一代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和理论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1年4月彭桓武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1964年2月改为第九研究院)，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工作。他到所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虽然原子弹这个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但由于美、苏等国高度保密，原子弹的详细物理过程需要我们自己摸索。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二机部部长介绍情况时的一份有关原子弹的极其简单的口授记录。因此，我国科学家只能自力更生、独立探索。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事迹（精选篇3）

这位年轻人是玻恩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因为他的头炮打的超好，玻恩老爷子对其刮目相看，乃至对其他那些同样来自万里之外的东方国度的学生情有独钟，先后招收了多个学生，而他们都一一成为我国物理学的栋梁之才。

年轻人来到爱丁堡之后，对玻恩提出：希望能研究点实用的东西。得到恩师的支持，于是他暂时放弃广义相对论的研究，改行研究固体量子理论。

两年之后，年轻人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

博士毕业后，经玻恩推荐，他来到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高级研究院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加入大名鼎鼎的薛定谔的研究组。同样因为受到纳粹迫害，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只好背井离乡，几经辗转流亡英伦，又来到爱尔兰。

在这期间，他的聪明和领悟能力给薛定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薛定谔在给好友爱因斯坦写信时提到：“简直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

在都柏林，他遇到了玻恩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海特勒，就是那个著名的“伦敦-海特勒近似法”中的那个海特勒。后来他与海特勒、哈密顿一起提出了HHP理论，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和空间分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事迹（精选篇4）

彭桓武的一片赤子之心，在新中国终于得偿所愿。他承担起教书育人、为日后核物理研究工作储备人才的光荣任务。

当年夏天，他同时收到了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和云南大学的聘书。他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西部边疆，辞别英伦，辗转香港，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在云南大学当起了物理老师。

在云南大学，彭桓武开设了“物性论”“高等电磁论”两门课程，均填补了云南大学的空白。他还另外主持了一个老师们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班。据听过他的课的人回忆，他的讲解语言简明、概念深入、表述清晰、逻辑严谨，深受同学、老师们的欢迎。

为了筹备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彭桓武更是废寝忘食。当时，他与好友顾建中教授常常深夜结伴去昆明正义路吃些点心充饥，而后再折回实验室准备第二天学生的课程实验，直至天色蒙蒙发亮。

然而，当时的中国仍然风雨飘摇。1948年，昆明发生了“7·15”争民主、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大批国民党特警进入云大，中断正常教学秩序，镇压学生运动，更有大批仪器设备遭到破坏。

这让彭桓武悲愤难平。彼时的昆明，彼时的云南大学，已成为动乱政局的漩涡中心，再难宁静致学。1949年4月南京解放，彭桓武决定北上北平解放区，再展拳脚。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开启了红旗下的科研和育人生涯。

多年以后，有人向彭桓武这样问道：“当年您已在英国学术界有了极高的声誉与地位，为何还要选择回国?”彭桓武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

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事迹（精选篇5）

彭桓武到玻恩处的时候，已有一位师兄在那里，他在用量子力学做凝聚态研究方面很有名气。玻恩和他商量给我出个题目，就是计算金属原子热振动的频率，而且建议我用弗勒利赫(Froehlich)边界条件和微扰法做。我一看就发现一级微扰好做，既简单又漂亮。由于简谐运动是位移的二次函数，位移就是微扰变量，因而计算频率一定要做二级微扰，但二级微扰就相当困难。我采用另外的方法，即作一变换。在变换空间里恢复了晶格的周期性。当然动能、位能和算符都变了，但由于恢复了周期性的边界条件，因而采用正规的微扰理论做到二阶并不困难。不过由于当时的哈特里—福克(Hartree-Fock)近似不能得出关联能，因而振动频率做不准，只求得了弹性模量。

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可算只做了一半。但我以后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前些时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计算关联能的框架。从1940年交博士论文直到现在90 年代，这个问题在头脑里呆了半个多世纪。可见有的研究课题够你想一辈子的。关于周期性边界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拉曼(Raman)和玻恩就此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当时似乎是坚持这一边界条件的玻恩占了上风，因为理论的结果很好。拉曼从分子的观点出发认为任何实际的晶体都不存在周期性边界条件。我觉得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不应厚此薄彼，就像搞金属，量子力学可以采用布洛赫(Bloch)函数也可以采用旺尼尔(Wannier)函数一样。

后来我到爱尔兰的都柏林听海特勒(Heitler)讲量子化学课。我对量子化学一直有兴趣，因为我也学过不少化学。但我对量子化学也是一直不满意。因为量子化学是物理学家做的，而物理学家并不知道化学的真正要求所在。就拿化学反应中键能的变化来说，量子化学不管分子的大小，一概当成一个物理问题来计算电子的能量，直到原子内部K 壳层的能量都一视同仁。于是一个电子的能量就高达上百电子伏，可化学键能不过在电子伏的数量级，在化学反应中键能变换的差别就更小了，还不到1电子伏，结果是每个电子能量都算出来相加，再总能量相减，变成大数相减，其误差便可想而知。再有，基函数选得如何连自已也不知道精确度怎样估计，又引进了误差因素。

因此这样算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实际上这方面只要计算键能部分，计算差别，而内层电子的能量并不重要。因此我曾建议用键函数，而不用每个电子的波函数。当时想做的是CH4，化学家称之为标准状态。只要算出 C-H与C-CI两个键即可算出五个分子，即 CHnCl4-n(n=0, 1, 2, 3, 4)，还可以自治核对，自然误差就小。求得键波函数，键—键相互作用还可扩展开去深入研究。这是我转到搞原子能之前最后一位研究生的工作，可惜并没有完成。前几年听说有人搞量子化学要采用双电子波函数，其实键函数就已是双电子波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