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科学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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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科学家事迹【篇1】

邓稼先(1924.6.25—1986.7.29)，核物理学家。生于安徽怀宁。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等职。1958年以来组织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组织领导了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的研究，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与试验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在组织领导与规划中国新的核武器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1987年、198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4项，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99年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科学家事迹【篇2】

1936年，12岁的邓稼先考入北平崇德中学，直接读初中二年级。

崇德中学理科非常强。邓稼先在这里读书三年，打下了英文、数学、物理方面的良好基础，成为他日后享誉中外的重要起步阶段。在崇德中学，邓稼先认识了高他两班的杨振宁，邓、杨家庭出身背景大体相同，都是少年聪慧，都有科学救国之抱负，都有共同的志趣爱好，二人因之成为好友。邓、杨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了几十年，直到邓稼先去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搬迁至云南昆明，与天津的南开大学一起合办，是为西南联大。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原打算随校迁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一家人也迁到昆明去，但他偏偏在此时患上了重病。无法，邓稼先一家只好滞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在日寇占领下生活，邓氏一家人饱尝亡国奴之苦，也激发了少年邓稼先的爱国情怀。

1941年，从北平辗转来到昆明的邓稼先进西南联合大学，读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班底，以及它在抗日战争中南迁建成的背景，加上它注重爱国宣传、教授们的带动等，使这所大学成了抗战中学术水准最高、抗战气氛最浓的高校。原本就怀抱救国之志的邓稼先在这里学习了四年，既受到治学严谨之风的影响，也受到爱国气氛的熏陶，成长为一个学识水平高，思想进步的青年。他终身不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经历。

“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科学家事迹【篇3】

做出决定的那天晚上，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问：“到哪儿去?”他回答：“不能说!”妻子问：“去干什么?”他回答：“不能说!”妻子又说：“你把信箱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写信。”

他回答：“不能通信!”而他最后对妻子的几句叮嘱，几十年后，年逾古稀的许鹿希仍然记忆深刻：“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也值得。”邓稼先被任命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从此，他就像是消失了一样，再没有出过国，再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再没有公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在原子弹研究初期，邓稼先的研究是有苏联专家帮助的。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专家。

在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新中国，要自主研制一颗原子弹谈何容易?当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里，至少有14人是诺贝尔奖得主，而邓稼先所带领的团队则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

邓稼先确立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念和目标。他选定了3个主攻方向，与其他年轻科研人员一起，运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等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夜以继日的繁重数学计算。

“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科学家事迹【篇4】

在西南联大，思想进步的邓稼先经好友杨德新同学介绍加入了“民青”(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也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爱国、进步、拥护共产党，是已经形成世界观和政见的邓稼先思想的基调。

他依然刻苦读书，对科学知识孜孜以求，但他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为国家富强而读书，学习科学是为了将来为国家强大做贡献。他已经将实现科技强国的夙愿与国家现实联系在一起，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这个学习成绩优秀，政治上积极进步，在抗日救亡的呼喊中成长起来的青年，高唱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走上科学之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让21岁的邓稼先第一次感受到了扬眉吐气的心境。当月大学毕业的他，在凯歌声中找到了为国家重建、社会振兴服务的第一份工作。这年9月，他走上了昆明文正中学的讲台，教授数学。邓稼先教数学时表现出的才能，很快在昆明市各中学里传开了。培文中学调他去当数学老师。

1946年1月，22岁的邓稼先又到昆明培文中学任数学教员。当时的中国急需发展被战争延误了的教育和科学事业，自然需要大批人才，邓稼先虽然远在昆明，但很快就被在北平复办的北京大学纳入视线。这年6月，邓稼先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算起来，他先后在昆明两所中学当教师的时间都不算长，但这段经历却使他积累了教学经验，为他后来为新中国培育科学人才打下了基础。

“两弹一星功勋”邓稼先科学家事迹【篇5】

1986年6月2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了大字标题《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文章，文中盛赞他“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日”。35天后，邓稼先，这位我国核武器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我国研制核武器技术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杰出核科学家，不幸与世长辞。

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新中国的国防能力和国际威望，党中央决定研制核武器。1958年春，刚满34岁的邓稼先欣然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解决理论计算数据问题，是进行核弹爆轰试验的前提。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并断言“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来原子弹!”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邓稼先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原二机部部长刘杰曾打过一个比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邓稼先可以说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龙头”。

邓稼先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与其他年轻科研人员一起，运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等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夜以继日的繁重数学计算。选对主攻方向，使“龙头”昂起来，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作出的最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