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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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故事（精选篇1）

1961年1月，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即将有所突破时，于敏接到探索氢弹理论的任务，他毅然表示服从分配，转入了氢弹原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他的文章也在公开刊物上销声匿迹了，对他个人而言，这次转向是很大的损失。自此，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长年奔波的生活，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大家对氢弹的有关物理过程有了相当的研究，对氢弹原理也有了一定的掌握，对氢弹的整体结构也有了些初步的设想，还准备了一套有关中子和辐射的流体力学方程组。

1965年9月至11月，于敏率领团队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放假期间空出的全国唯一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这台计算机95%的时间都留给了原子弹的计算，只有5%的时间留给于敏设计氢弹。

在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计算机不够用，于敏就带领大家人手一把计算尺，开始凭脑力人工计算，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在于敏的带头分析下，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故事（精选篇2）

1944年，十八岁的于敏如愿考上了北大工学院，他知道，进了北大，离自己报国的志愿更近了。

伴随着录取通知书这个好消息的到来，接踵而至的还有一个坏消息，人生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无常才是世间常态。

父亲得了重病，卧病在床，于敏的大学费用没了着落，他和北大隔着学费的距离。

回想童年所受的屈辱还未抚平，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深埋心底，而这满腔的报国情怀却要擦肩而过，更是让于敏痛苦不堪。

有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敏的同学陈克潜伸出援手，帮助于敏解决上大学的费用。

进入北大的于敏，如鱼得水，次次考试得第一，在一次极难的代数考试中，数学系的平均成绩不满二十分，而于敏的试卷却惊动了整个北大，他竟然是满分。

于敏成了北大天才中的天才，可是多年后，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我知道我不笨，我觉得自己不聪明，但是很勤奋。”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故事（精选篇3）

加入氢弹研究后，于敏和团队就发生了分歧。

当时美国物理协会期刊发表了一篇杂志，表示在设计中添加氚，有利于氢弹的起爆。

因为从海水中提取氘的成本极高，同时氚的制备又完全依赖于核反应堆，这两种材料都极为稀缺且获取困难，其价值甚至远超等量的黄金。美国人的做法是建立海水提纯氘的工厂，然后利用提取的氘在反应堆中人工合成氚，接着使用氚靶和氚束加速器进行打靶实验，以测量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

这个过程无懈可击，但对于当时工业基础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那个时期，我国连基本的电力供应都无法保证，如果只有这一个方法，那我们不仅需要建设发电站，还需要修建铁路来运输煤炭以供电站发电。等把这些基础设施都建完，不知道多少年就过去了。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是否需要生产氚?如果氚是制造氢弹的必要材料，而氢弹的制造又无法一蹴而就，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如果没有氚，研发氢弹就会陷入绝境。怎么办?

这时候，于敏登场了，于敏没有盲目的相信西方的研究数据，看到外国期刊上的数据后，他觉得不对劲。如果做实验验证的话，需要花费3年时间和几个亿。

于是于敏顶着巨大的压力，用一种巧妙的近似方法，估算出了所有轻核反应的反应截面上限，发现氚氚反应并不是最好的路线，没有必要一定生产氚，就是这个结论，为国家节约了几亿资金和宝贵的时间。

令人感叹神乎技的就是，于敏仅用了一支笔加草稿纸，就顶替了数十万人去建工厂做实验。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故事（精选篇4）

1965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10月下旬，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于敏向在上海出差的全体同志作了系列的“氢弹原理设想”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大家的很大兴趣，普遍认为通过这个阶段的工作，研究者们抓紧时间试算了两个模型，得到很好的结果。 之后，于敏在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历任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

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中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中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之后，于敏由于身体的原因逐渐退出研究领域，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转而以“顾问”的身份继续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2015年2月1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代表________和党中央，登门看望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于敏向他致以诚挚问候，向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于敏衷心感谢________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高度评价党和国家推动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表示要继续发挥好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再作贡献。

于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故事（精选篇5）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从事氢弹的研究，是于敏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从理论到技术，氢弹都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为了加快氢弹的突破，1961年1月，于敏被国家选派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34岁年轻有为的于敏，带领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正处在重大成果突破的关键时刻。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一次次陷入困境又一次次突出重围，经历了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于敏带领的科研队伍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的重大突破。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

他在发言中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