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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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1

许鹿希说：“那时候邓稼先在青海的基地住帐篷，在新疆的马兰基地，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帐篷。帐篷里没有暖气，冷得不得了，那么帐篷里怎么烤火呢?我后来了解到是火墙，你知道火墙吗?火墙那个东西，你靠近了就很热很热，当离开火墙，人就感到很冷很冷。罗布泊那个地方干旱得厉害，干到什么程度?洗手绢，把手绢从盆里提起来，这么一甩，手绢就干了。国家花了很大精力，喝的水、洗脸的水，都是用汽车的水箱运过去的。本地是有一条河，叫孔雀河。可是孔雀河的水是苦的、涩的，根本没法吃。

但是，就这么苦，他们也还是坚持在那里搞研究。”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坚持下来的，还是已经离开的，都对马兰这个地方怀有特殊的、割舍不掉的恋情。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导弹的研制成功，马兰，代表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场地，隐藏于新疆大地，淹没在茫茫戈壁深处。原子弹初期的的研制工作大致确定了6个大环节，而理论设计就成为这6个环节的龙头。九所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原子弹理论和基本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

邓稼先领着几个年轻人，在4台半自动的电动计算器上进行特征线法数值计算。20多天后，取得了第一次计算结果。由于缺乏经验，差分网格取大了，没有体现出几何形状的特点，从中却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大家分析后认为这些新问题的出现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为此又进行了三次计算。这三次计算的结果十分相近，但与苏联专家所说的数值不相符。他们再次反复讨论，又进行了第五、六、七次计算。仍不相符，又依据高压、低压两套数据，进行了八、九次计算。最后证明他们自己是对的，苏联专家是说错了。

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2

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和前16次核试验用的核弹头，都是在青海省的原子城制造的。在每个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包装好，准备用飞机或火车运到新疆马兰基地进行空爆或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科学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已经一切搞好，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生前，“签字”这副千钧重担大多由他来挑。

我国45次核试验，邓稼先参加了32次。其中15次是他亲自在现场指挥，他是主要的业务负责人。每次在新疆罗布泊核爆试验之前，对于签署姓名者的煎熬是异乎寻常的。在原理方面一点漏洞都没有了吗?好几十万个数字的计算是否都准确?那么多的零部件加工是否都合乎指标要求?核材料装配性能怎么样?邓稼先在每次签字之后，一种紧张和焦虑的心情让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发抖发凉。以前有的文艺作品把邓稼先说得如何临危不惧镇静自如，这恰好不是邓稼先。其实，邓稼先的压力非常大。他想到国家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自己，这是比天还要大的重担。

然而，科学试验就是科学试验，只要是试验就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但是，邓稼先认为，一旦签了字，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信誉押上了，万一不行就不得了。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曾开玩笑似地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3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时间已过六十载。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杨嘉墀、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字被一代代的中国人铭记在心。

幼年时，王淦昌之孙王世华在家中的旧物箱子上，偶然发现爷爷曾有一个化名——王京。那时，父亲并没有详细说起这位“王京”的故事。在王世华的记忆里，爷爷的故事大多存在于信箱的来信之中。家中父亲和姑姑都很少谈及爷爷的事情。

1961年，当中央希望王淦昌放弃原有研究方向，参与和领导原子弹研制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愿以身许国!”

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王淦昌指导了第1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第2次、第3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都取得重要成果。

待王淦昌晚年之时，才跟晚辈回忆求学工作的经历。受益于清华老师的引导，王淦昌选择攻读物理学，也将此作为了毕生追求的事业。“他经常对我们说，要好好学习，要钻研进去。”

在家里的电话机旁，王淦昌始终放了一个小本，专门写下来电记录。无论对方是谁，王淦昌总是一一回复。一次，家人未告知一通“并不重要”的来电。事后，王淦昌再三嘱咐：“有人打电话都是重要的事情，你们一定得跟我说。”

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4

1924年6月25日，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邓家“铁砚山房”，一个男孩出生了。时年32岁的邓以蛰为儿子取名“稼先”——《说文》中说：“稼，禾之秀实为稼，茎节为禾。”邓以蛰希望儿子能够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出了书法家、篆刻家、美学家、哲学家的大家族，将有一位走上核弹研究之路，成为科学家。

邓稼先8个月大时，母亲带着他来到北京。就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父亲邓以蛰，学贯中西，视野开阔，要求邓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要读外国名著，并亲自兼任儿子的英语老师。

邓以蛰对待孩子们的学习很严格，却并不用孔孟伦常的严规厉矩来束缚孩子们的心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曾经写道：“我们是小孩子的亲爱的父母，并不是他们的阎王。”

邓稼先5岁开始上小学，童年的他瘦弱但英俊。当时家里生活相当优裕，但母亲操持家务素以勤俭为本，这使得孩子们贴近贫苦市民的生活。

童年的邓稼先非常守规矩。一天晚上，天已经擦黑，仍不见邓稼先回来，母亲便叫大姐邓仲先到学校去看看。邓仲先到学校时，只看到邓稼先一个人规规矩矩地面对砖墙站着。原来，他和同学们玩耍时把学校窗户的玻璃打碎了，被老师罚站，其他孩子都偷偷跑了，只有他一个人坚持着，直到大姐付了玻璃赔款后才回家。

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事迹精选篇5

直到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还是不能跟我们说。但时间长了，我隐约感觉到他与原子弹研制有关，却还是从来不问。我的父亲许德珩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是好朋友，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学。在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一天，严伯伯来我家做客，我父亲拿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跟严伯伯说：“谁有本事能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严伯伯说：“你去问问你女婿。”两位老人心照不宣地站在客厅，拄着拐杖，哈哈大笑。

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是因为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他骨髓里就有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中国的核试验，我们知道的是四十五次。其实，还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稼先就亲自去找，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受到了放射线侵害。

我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我想可能是他在找到这颗核弹以后，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影响，就一反平素的习惯，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稼先怕我担心，从没给我看过这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照片还是在赵敬璞部长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