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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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1
在航天领域有着累累硕果的孙家栋，在生活中却非常俭朴。他喜欢穿布鞋，妻子魏素萍说：“他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给他买四五双布鞋，他都能穿出洞来，你说他费不费。”
孙家栋家里有一只牛皮箱和一个牛皮公文包，陪伴了他几十年，尽管已经颜色斑驳，却被他视为珍宝。有一次搬家，有人提议把旧箱子扔掉算了。孙家栋习惯性地眯起眼睛笑着说：“这个可不能扔。再说这房子也不缺放它的一块地方嘛。” 妻子魏素萍赶紧解释说：“别看这个箱子旧，但千万不能扔，这可是我们老孙的宝贝疙瘩，我可是一直都没敢怠慢它。”
原来这箱子和公文包有着不凡的来历。
20世纪50到60年代，中国向苏联选派了近万名留学生。1951年7月，经过层层选拔考核，孙家栋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被选送到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孙家栋要参加的是飞机设计维修及管理专业学习。
去苏联之前，尽管当时物资匮乏，空军方面还是专门选择了质地最好的毛哔叽料子给他们做了合身的军装。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亲自与他们单独谈话，并专门下令给他们每个人添置两件当时的“奢侈品”：牛皮箱、公文包。这一箱一包，随着孙家栋从北京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相伴几十年。
岁月会冲刷一切，但有些东西越冲刷越具有价值。如今看来已经陈旧的牛皮箱和公文包，其实承载着孙家栋近乎一生的学习、工作经历和人生记忆，那里面装着的是一颗沉甸甸的报国心和一名科学家的情怀，也装着勤俭质朴的作风。
曾经有人问孙家栋，如果我们实现了载人登月，可以把一件自己的东西带到月球上留念，你会带什么?孙家栋的回答是：“我是这样看的，假设将来真正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登上月球的那一天，带上月球的每一克载荷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相信我不会带自己的东西，肯定要根据我们国家整个事业要求来带更重要的东西。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嫦娥一号’卫星， 它本身的重量是2350千克，所携带的推进剂就占到1200千克，所以要把这颗飞行器送到月球，它的代价相当大。你可以想一想，载人登月每一克载荷的价值是多少。我们绝对会精打细算，让每一克都用得非常有意义。你问我自己想带什么上去，这个我绝对不敢设想。”
“我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很清醒。”孙中亮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只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孙家栋有一儿一女，他们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没有依靠孙家栋的名望和地位，而是自食其力，有着自己的事业。年轻时他们对父亲的记忆就是忙碌，经常见不到父亲，甚至连他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理解了父亲和他的事业，在理解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敬佩。
孙中亮快人快语，传承了父亲教给他的低调朴实家风，同样也是一个工作上闲不住的人。他曾从事过不同行业，可能是命运的安排，现在也从事卫星导航领域研究与应用。他创立的公司专注导航定位芯片、算法及产品的自主设计、研发等，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2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而他们使用的先进“武器”之一，就是王大珩率领的长春光机所研制的大型光学设备。这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王大珩和他的同事们承担起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一切靠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性。
在开展国防光学任务的过程中，王大珩认为，研究所应该走“一竿子”的模式。这意味着，研究所除了负责研究设计之外，还要负责精密机械与仪器的制造和生产。“实践证明，这样做使科研与实际结合，既争取了时间，又保证了质量，可以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还锻炼了一支科研与工程技术结合的人才队伍。”王大珩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指导作用。这样的做法，对于培养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光学领域“大工匠”至关重要。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这是王大珩七十岁生日时自己作的一首诗，也是他从事光学一生的真实写照。
2002年3月，国际天文学联合将编号为17693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大珩星”。这颗星，秉承着王大珩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审时度势、传承创新、寻优勇进”的科学精神，将永远熠熠生辉。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3
科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周光召高度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年轻人是国家和事业的希望。他表示：“要大力培养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造就一大批既掌握现代科技和人文知识、又富有创造性的各类人才，形成有战略引领、有远景激励、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团队。”
周光召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回忆，在他撰写博士论文时，周光召曾语重心长地问他：“博士毕业后，你就要开始独立工作。在以后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选择，但一旦国家需要你做出某种选择，你是否能服从国家的需要?”
吴岳良当时给出了一个让老师满意的回答。听到回答，周光召接着说：“当然，要放弃自己感兴趣和爱好的事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一个人对自己祖国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作为晚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曾回忆，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研究热潮兴起时，周光召给予了相关科研人员极大鼓励和支持。
周光召勉励青年学者，作为创新型人才，既要有理想追求，又要勇于面对现实;在研究工作中应善于分解课题，抓住主要矛盾，指明研究方向;不盛气凌人，不自我吹嘘，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善于和同事合作。“这些成了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铭，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启示。”陈仙辉说。
周光召曾说：“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必须要有自信，必须要有伟大的科学家和重大的发明来提升民族精神和自信心。”
这是鼓励，也是期望。今天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必将传承和发扬好周光召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4
1960年5月，李觉将军找陈能宽谈话，称“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想让陈能宽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陈能宽理解了这个“新产品”是原子弹，问道：“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搞过单晶体，可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是不是调错人了?”在场的朱光亚、钱三强等人说，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以战止战，以核抑核”，新中国发展核武器势在必行。陈能宽接受了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国防事业，他决定从头学起，全力投入到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从此开启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奋斗历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陈能宽慷慨赋词《清平乐·记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这首词记述了1964年那次惊心动魄的核爆场面，句句彰显新中国自立自强、傲然于东方的气概，是陈能宽等老一辈核武器科学家壮志雄心终为国效力、饱经折辱必扬眉吐气的内心呐喊。
很快，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这标志着中国获悉核聚变武器的密码。陈能宽用这样的诗句怀念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不辞沉默铸金甲，甘献年华逐紫烟。心事浩茫终不悔，春雷作伴国尊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5
江苏省无锡市人，冶金学、航天材料专家、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
1941年姚桐斌高中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 ;1945年以全校第一的总评成绩毕业，获得工学士学位，同年8月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6年10月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47年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攻读研究生;1951年获得伯明翰大学工学博士学位;1953年6月获得伦敦帝国学院皇家矿校冶金系文凭;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1956年9月在中国驻瑞士使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4月在联邦德国冶金厂实习，9月回到祖国，转正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年1月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工作，历任一分院第七研究室工程师、室主任、第六研究所所长;1965年改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他仍任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1983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5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姚桐斌早年主要进行冶金铸造方面研究;回国后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工业的工艺、材料技术工作 。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6
王淦昌(wang gàn shèng)(1907年—1998年)，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
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王淦昌非常关心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先生除了领导了中国核科学事业和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工程，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1940开始至80年代，王先生几乎每十多年就有一项世界级成果和重大发现。
王淦昌先生为人谦逊，生前曾多次告诫身边工作人员，不要把自己誉为“两弹之父”，这个成绩归功于集体、归功于国家和人民。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当今的中国就缺少这种精神。
王先生也多次说过：“要做科学家，不要当科学官。”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7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8
郭永怀祖籍威海荣成滕家镇西滩郭家村，1909年4月4日出生于一个崇尚耕读的农家，父辈全力供他读书，17岁时他考取青岛大学附属中学，20岁考取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毕业后转入本科学习，两年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北大学习期间，郭永怀积极参与“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军侵占华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停课解散，留校做助教的郭永怀只得返回家乡，应聘在威海一中任教。
郭永怀知识渊博、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爱戴。他带领学生贴标语、喊口号，进行抗日游行。在此期间，他开始思考中国屡受外夷欺辱的根源，他感觉到要靠现代化的装备和先进的武器保家卫国，应对外来侵略。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几所大学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郭永怀告别威海一中师生，去西南联大工作、求学，决心努力学习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科学报国、科学强国。
在目睹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后，郭永怀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信念，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光学，改学航空工程，步入空气动力学的研究领域。
焚烧科研手稿，回到祖国
1938年夏，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41年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与钱学森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并加入了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成为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门生。
1946年，他被推荐到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任教，继续在学术研究上大放异彩，发表了论文《在中等雷诺数下绕平板的不可压缩黏性流动》，应用并推广了变形坐标法，被钱学森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代表的就是“郭”。
郭永怀在学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生活上也得到很高待遇。他的女儿郭芹曾写下一篇日记：“我的家位于绮色佳市中心，是一幢建于1870年的维多利亚风格四层花园别墅，主楼前门有带顶和白色木质雕花围栏的漂亮门廊，室内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二楼有四间卧室，并带有大大的露台，顶层是阁楼，底层是地下室。这里环境优雅……”
郭永怀看了女儿的日记，问女儿喜欢这里吗?女儿说喜欢。郭永怀叹口气说，可是这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家是中国，那个家将来会更美好。女儿茫然地看着父亲，她还不懂父亲的话。
郭永怀的挚友钱学森已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他也坚定了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为了减少回国的阻碍，他当着众多西方同事的面，亲手焚烧了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科研手稿，用心用脑带着知识，于1956年11月返回了贫穷落后的祖国。
他对朋友说，不用说血浓于水，不必说赤子之心，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长江水，我的胸腔中翻腾着黄河浪，从今以后要把这片土地浇灌!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9
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效业记述，1984年前后在中科院流传着一个故事：当时一位领导指责中科院“不冒泡”，为此中科院院长卢嘉锡拍了桌子，说我头上有两顶帽子，一顶叫院长，你们可以拿走，一顶叫先生，那是拿不走的。
当时中科院面临的外部压力除了高层对其脱离国民经济建设的批判，还有高校取代中科院从事基础研究的呼声，“取消中科院”的舆论传了一波又一波。同时，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人员不流通、管理体系僵化等内部问题也逐渐暴露。“卢嘉锡在1985年工作会议上击案疾呼：中科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先路写道。
1984年4月被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周光召已经55岁，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当时，我对自己承担这个工作是否合适，心里一直在打鼓，直到现在还在斗争。”周光召在1985年1月11日上午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说。7个月前，他刚到中科院就感到了“危机感”，经过大半年调研，他犀利地提出，“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光召在1985年1月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对中科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后来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思路。”郭传杰说。
当时社会盛行“实用主义”，计算所里那些曾为“两弹一星”研发贡献关键作用的大型计算机此刻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创造利益。
时任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比较开明，那时已经支持下属创办了二十多家公司，但他仍无法接受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大型计算所被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民营科技公司承包，更无法接受所里一千五百名科研工作者或被遣散或被买断的结局。
让一家民营公司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买了吗!” 曾茂朝不无悲愤地在报告中写道。随即他请求“承包计算所”，并顺势提出一个条件，“请不要再用国家研究所的标准来要求我。”
1985年夏天，这份关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命运的报告交到了周光召的手上。身为两弹一星元勋，又经历过动荡十年，周光召理解老一代科学家迫切希望搞基础研究的愿望，同时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出访欧美的学者，他又看到中国科学技术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论是被民营公司承包，还是研究人员出走，周光召不同意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解决问题，他的新提议最终得到了院长会议的支持：批准一部分科学家走出研究所。
周光召马上转告曾茂朝，作为一所之长，曾茂朝仍会拥有他的研究所和技术人员，但他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10
中科院院士，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他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邓稼先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邓稼先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他逝世后13年，被追授为“两弹元勋”。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于1967年领导亲自参与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11
突然有一天，失联的丈夫回来了。
隔了几步远，男人就把一个风尘仆仆的笑容捧过来。妻子心疼地瞅着丈夫，看上去，他显得更瘦了，脸颊凹陷，两眼透着疲惫。让她感到奇怪的是，出门时带去的茶叶居然原封不动带了回来。
怎么回事?难道连喝水的功夫也没有吗?
丈夫尴尬地咧咧嘴，脸上现出一个暧昧的笑容，看上去，像是在说明什么，但又缺少了重要内容。咳，别看琢磨了一路，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为合适的解释找到合适的词汇。是啊，他不能告诉她，那里海拔三千多米，开水不到九十摄氏度;他更不能告诉她，因为粮食短缺，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抬煤上楼时双腿颤抖，难以支撑;就连物理学家彭桓武两脚肿得鞋子都穿不上了……不能说，有关生活的任何细节都必须守口如瓶，因为，它们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
妻子无奈地吁了口气，轻轻的，像一声惆怅的叹息。
那几年，女儿郭芹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爸爸去哪儿了?”每次，母亲都轻轻地摇摇头，失意的眸子里泛着苦涩。
有一次，郭永怀出差回来，第二天，碰巧女儿过生日。女儿等啊等，直到夜色沉沉，父亲才回到家里。女儿撒娇地搂住爸爸的脖子问：“你不是答应送我生日礼物吗?”父亲一愣，如梦方醒：糟糕，看这记性!他讪讪地拍下脑门，就在那一瞬间，丰富的想象力令其急中生智，他指着窗外的夜空打趣说：“我送一颗星星给你做礼物好吗?”“好，好。”女儿咯咯地笑了。
随着研发的不断深入，郭永怀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多。
每次离家，他对去向都讳莫如深，有时，甚至不辞而别。不明就里的困扰让妻子怏怏不乐，不仅饭量减少，睡眠也出了问题。结果，床铺变成了燎着柴火的铁锅，她像烙饼似地翻来覆去。说不清到底折腾了多长时间，眼皮才慢慢发涩，思维也变得时断时续，又捱了一会儿，意识的链条总算滑脱了。朦胧中，前面传来一个充满磁性的声音。这是在哪儿?噢，想起来了，这不是在康奈尔大学的学术报告厅里嘛。那天，她听说航空研究生院有位华裔学者要举办一场学术报告，出于好奇，便信步而至。随后发生的事情印证了这看似随意的决定究竟有多么重要。正是一面之缘，让两条独自延伸的人生轨道出现交集。
没过多久，两人目光交汇时有了缠绵的味道。直到有一天，她猛地发现，那热辣辣的视线追光一般痴痴地打在自己脸上，她一个激灵，被烫醒了。
夜凉如水，昏暗中，一双眸子依旧亮亮的。
恋爱的感觉真好啊。
天格外蓝，水格外绿，云可邀，花可餐，眼前是景，心中是诗。嗬，恋爱中的女人真漂亮!你瞧，男人用深情的目光把文雅的江苏姑娘呵护成一株映山红，那么绚烂，那么靓丽。
1948年春，两情相悦的恋人在纽约附近的绮色佳小镇市政厅举行了婚礼。
于是，家庭的画轴在期待中依次展开，夫妇俩用诗意的剪刀裁出一幅幅新鲜的剪纸，给温馨的安乐窝增添了一处处迷人的装饰。日子久了，她便有了这样的感慨：当年嫁给这个被称作丈夫的男人，是自己有生以来做的最重要也最正确的事情。庆幸之余，又暗自嗟叹，现实中的美满婚姻，只有机缘巧合才能够实现，而这种成全，只能来自上苍的眷顾。
可以设想，如果生活始终安安稳稳，那么，爱情专列就会依着惯性，平顺驶过一个个幸福的日子。
但是，生活没有假设。
换句话说，当那辆神秘的小轿车猝然现身，先前的平静生活就注定要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眉心挤出一道扭曲的皱纹，那个叫做疑虑的东西又从心底渗出来，如同无法稀释的硫酸，把情感的神经灼痛了。
朦胧的月光透过枯枝筛进窗来，照着女人苍白的额头，照着弥散在黑暗里的苦涩气息。
有人说：情到深处是寂寞。
也有人说：情到深处是心疼。
还有人说：情到深处是为爱牺牲一切。
是啊，于家为国，即便儿女情长，亦如九曲黄河，百转千回，轰轰烈烈。
就在妻子心烦意乱的时候，那个渺远的身影正在戈壁滩上缓缓移动。阵风鼓荡，骆驼草晃动着质朴的黄花。他弯下腰，挨近草茎，仿佛在倾听花朵的呼吸。心想，宿舍楼前的迎春花应该也开了吧?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事迹材料篇12
1955年秋末，历经磨难钱学森终于回国。翌日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激动地仰望着天安门和五星红旗。随即组织上安排他去东北参观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建国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他亲身感受到了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强大力量，更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他荣任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1960年，他具体领导我国成功研制了第一枚导弹。之后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核导弹。1968年，他又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负责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并于1970年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美国时他虽不是党员却因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可回国后的亲身经历，却使他产生了真正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1958年初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他成为预备党员，并于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天他心潮澎湃彻夜难眠。从此，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国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愧为人类智慧的源泉!”
20世纪60年代初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却偏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照顾他们。聂荣臻还专门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碗红烧肉。不料平时和颜悦色的他严肃批评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他还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钱学森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但最看重的是“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他应邀发表讲话，说：“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他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发展沙产业的思想：“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1994年、2001年分获何梁何利基金奖、霍英东“科学成就终生奖”，奖金都是100万港元。支票还没拿到手他就让秘书代写委托书捐给沙漠治理事业。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始终“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还一直牵挂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他将从美国的大学教育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等思索一一交谈给同事，奉献给社会，显示了人民科学家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