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为了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下面是关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1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我国也决定要搞自己的人造卫星。赵九章这位年过半百的气象学家又开始了新的征途:创建我国的空间物理学。1959年，他首先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组建了以开展空间物理研究为目的的磁暴组，继而筹建等离子体模拟实验室。虽然地磁与空间现象有一定的联系，但对空间物理本身，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都比较生疏。为此，赵九章亲临第一线举办讨论班，又当老师又当学生，每个主要成员负责讲授一部分和自己工作有关的基础理论，而他则主讲刚自学的宇宙电动力学。在调研大量文献的过程中，他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和年轻人一起看文献、推导公式，他一旦学到一个新概念，总打电话叫同志到办公室或家里，他家的小黑板也成了讨论和学习的重要工具。

赵九章虽然在学术上很民主，但对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很严谨，研究所的一些重要论文送刊前他是要亲自审阅的。当时大气环流数值模拟在国际上刚开始不久，有一位年轻同志利用当时国内很小的计算机做了一个在国内是首次的大气环流数值模拟实验，结果是相当不错的，但模拟的风速按计算机算出的结果写了10.11米/秒。赵九章阅后说，风速的观测误差至少是1米/秒，那么在计算结果中小数点后面还写了两位数，这有什么意义，把一些无用的数字写上去，看上去很严谨，实际上是不科学。从这一个小事可以看到赵九章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年轻人的严格要求。

同时，赵九章在学术上从不固执己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尤其赞赏能在学术见解上驳倒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陶诗言受赵九章指导时，赵九章经常鼓励他提出不同意见。对陶诗言的不同意见赵九章总是认真考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巢纪平写了一篇关于建立中、小尺度大气运动方程组的文章送给赵九章审阅。当时中、小尺度大气运动的研究刚开始，熟悉的人不多，而巢纪平的文章写的过长，体系和条理都不够清晰。两个月后赵九章把巢纪平叫到家里说：“我看第一遍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想把稿子退给你，一想你还不是那种爱胡说的人，就把稿子放在旁边。放了两个月，又看了第二遍，才清楚你在说什么，当然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这篇文章，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中写道：“公元1962年，中国巢纪平建立中、小尺度运动方程组。”赵九章这种爱护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的精神，至今让巢纪平铭刻在心。

赵九章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不少直接受他教导或随他进行科研工作的同志，都对我国气象学、空间科学或其他科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有8位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2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一家终于登上了回国的邮轮。

凭栏远眺，他若有所思。恍惚中，似有暗香悠悠浮动。他下意识地嗅嗅鼻子——是天津的大麻花还是北京的煎饼果?是西湖的龙井茶还是老家的疙瘩汤?哦，祖国!游子的精神脐带，爱皈依的地方。

郭永怀的故乡是山东省荣成市西滩郭家村。

十岁那年，望子成龙的父亲把他送进私塾。儿子果然不负所望，寒窗数载，一朝题名。捧着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的喉咙里迸出一个响亮的惊叹号——这可是郭家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啊!

三年后，郭永怀被推荐到北大物理系就读光学专业，毕业后留校。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了。学校南迁，郭永怀返乡任教。

突然有一天，涂着太阳旗的日机呼啸而至，顿时，烟尘漫卷，四处狼藉。年轻的物理老师仰天长叹：“我们的飞机呢?”，瞋目断壁残垣，他不禁心生懊悔——当初学习航空工程就好了!

“铛——铛——”校钟敲响了，钟是用炸弹皮做成的，声音悲怆、苍凉、振聋发聩。正是从那一刻起，一颗报国之心便枕戈待旦。很快，机会来了。

1938年夏天，郭永怀以怀优异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谁知，登船后发现，护照上居然有日本签证。同学们当即提出抗议，英国代办恶狠狠地威胁道：“谁不接受签证，就取消留学资格。”话音刚落，一向沉默寡言的郭永怀开口了：“宁可不出国，我也绝不接受日本的签证。”他语调铿锵，斩钉截铁，说罢，拎起行囊，绝袂而去。

翌年9月，他终于漂洋过海，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习应用数学。一年后，转赴美国，进入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和学长钱学森一道，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

当时，飞机的最高时速已达960公里。然而，一旦超过声速，便升力骤降，航陀失灵，甚至出现强烈震动。为了突破声障，科学家们冥思苦索，绞尽脑汁。可谁也没想到，郭永怀的博士论文偏偏瞄准了这个题目。毫无疑问，等待他的是一场生死未卜的残酷缠斗。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3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2015年1月9日。那天，他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了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人物小传：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4

1963年3月，朱光亚参与组织确定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报二机部批准后，科研、生产人员以及增调的技术骨干迅速汇集到西北基地，全面开展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工作，形成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总攻局面。

1963年5月，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8月，朱光亚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他和其他科研人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1964年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1964年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10月8日，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

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随着中国核事业推进，朱光亚从1969年9月23日到1978年10月参与组织数次地下核试验，推进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1年，参与组织领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对中国核事业和国防力量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5

周光召不仅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是一位卓越的科技领导者，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促进科技体制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科学家，周光召在制订和实施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支持和创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以及建设大科学装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7年，周光召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始终坚持适应时代形势和中国实情来改革中国科学院。

他提出了“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建院模式和“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的新办院方针，推出了实行研究所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设立开放实验室(所)、兴办高新技术企业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在周光召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沿领域保持一支优秀人才队伍的同时，也为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

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期间，周光召主持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试行)》。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指导学部工作的基本文件，学部制度体系自此建立并不断完善。

他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中国科学院，而是辐射到中国科技界。2019年5月15日，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65周年学术思想与科学精神研讨会召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专门为这次研讨会发来贺信。他在信中说：“光召兄和我相识已久，相交甚欢，光召兄有大才，是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几十年来，光召兄和我共建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搭建国际科学交流平台、基础科学研究基地，为祖国培养了诸多基础科学人才。”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6

孙家栋，男，汉族，1929年4月出生，辽宁复县人，中共党员，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七、八、九、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家栋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卫星导航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

他几十年心无旁骛，潜心于航天事业，女儿出生都不知道;结婚多年后，妻子才从电视里知道他具体是干什么的;能把卫星送上天，却点不着做饭的火炉子......翻开科学家孙家栋的“家风篇章”，平实简单又趣味盎然、深含韵味。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7

1987年5月下旬的一天，郭传杰突然接到陪同周光召到沈阳分院调研的通知。郭传杰已经在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埋头研究了17年，原本就不情愿被调任到机关部门，他又比较怕与领导接触。在沈阳出差的三四天，没和周光召说过一句话。

“光召平时不苟言笑，别人和他讲话时，他可能边听、边思考、边把想法写下来，所以不熟悉他的人，可能会觉得他高冷。”郭传杰说。周光召一米七几的身高，中等身材，经典的二八分发型，他习惯把头发梳向右侧，早年常戴一副黑框茶色眼镜，一思考问题就眉头紧锁。

直到从沈阳回到北京机场，周光召问他“这次跑了不少所，印象怎么样?”郭传杰才开口说了几句：“我是做基础研究的，特别是对科技人员搞公司有一些看法，觉得那是倒买倒卖。中关村办了不少公司，社会上说那是‘骗子一条街’。”

“那现在呢?”周光召笑了，接着问。“好像有点不一样，改革有改革的道理。”郭传杰说。调研期间，像郭传杰这样对改革不理解的科技人员很多，每次参观座谈，周光召都要苦口婆心地讲科技体制改革的原因，讲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

“光召强调遵循客观规律，同时强调对人的尊重。因此，那个时期，虽然改革力度很大，但留下的后遗症较少。”郭传杰说。

改革开始后，社会上出现很多激进的口号，如让科技人员“断奶”下海，“不换脑袋就换人”。周光召是十分坚定的改革派，但他很反对这种伤人的说法和做法。他多次在会议上说：“对我们的科技人员，要充分信任他们，要对他们愿意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做贡献的根本积极性有足够评价。目前，他们中的确有些同志想不通，思想没转过弯来，甚至有怨言，有情绪。这正是我们要做工作的地方。”

周光召提出，对知识分子，要引导他们自己想通。想不通，没有自觉性，是不行的。没想通，宁可等等，再做做工作，不能硬逼。因此，周光召曾经多次在各种场合对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

“周光召以中科院院长身份保护科学家、稳定中科院所讲的话，让中科院同仁都非常感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科院外籍院士杨振宁说，他曾评价周光召是“一个完美的儒家思想践行者”。

1961年，周光召已经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获得了两次科研奖金，听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后，他主动打报告回国从事核武研究。1984年，正在欧洲游学的周光召再次“奉召”回国，旋即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8

1964年，迫于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共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绵阳因良好的地理环境与条件，成为全国三线建设国防科技发展的重点区域。同年9月，按照中央部署，第二机械工业部在绵阳着手建设中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902工程”)。

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集结绵阳。这些建设者们隐姓埋名，投身至“902基地”以及后来的“903工程”的建设与搬迁任务中。

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迁入绵阳地区大山后，数以万计的九院(即“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职工，胸怀“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去”的信念，远离家乡和亲人，日夜奋战，用有限的科研和技术手段，突破了一系列核武器关键技术，在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攻关和高技术领域实现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重大跨越。

“回国不需要理由”

更多的力量，汇聚成河。

在家国情怀的感召下，海外学子纷纷归国报效。

法国人曾经对杨承宗说，留下吧，给你55万5350法郎的年薪。但是，杨承宗拒绝了这一高薪待遇，毅然回到了祖国。作为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杨承宗的归来，帮助解决了我国发展核武器所急需的原料——铀的问题。

祖国能给他的待遇，仅是每月1000斤小米。

“当时，为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钱学森、朱光亚、邓稼先、郭永怀等一大批身居海外的科学家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一张张老照片诉说着往昔，讲解员金花娓娓道来。

物理学家彭桓武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才需要理由。”

郭永怀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968年12月5日，由于飞机失事，郭永怀英年早逝。他和警卫员在牺牲前紧紧相拥，守护怀中装有珍贵计算数据的公文包。那一幕，成为历史的永恒。

一位位科学家的故事，让“两弹一星”精神得以具象化，其中的家国情怀，催人泪下。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充分彰显着“两弹一星”工程无数参与者的精神气质。

接受原子弹研制任务时，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里了。妻子问他：“去哪?”“做什么?”“去多久?”出于保密，邓稼先连续回答了三个“不能说”。妻子又问他，能否留一个写信的地址?他同样摇了摇头。

这一走，邓稼先在青海金银滩、新疆戈壁滩一干就是28年。很多人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

“两弹一星”另一元勋王淦昌更是改名“王京”，妻子同样不知他去干什么了，只知他的通信地址和邮箱代号。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9

深夜，孙家栋家里的电话铃响了。这个时间来电话，他知道多半是工作当中的紧急情况。孙家栋直接从床上跳下，来到外屋接电话。这电话一接起来就像开会似的没完没了。妻子魏素萍看他接电话时间长了，怕他着凉，拿着一件衣服过来给他披上。或许是电话内容涉及工作机密，或许是怕妻子在身边打扰他研究工作，孙家栋用眼睛瞪着爱人，示意她离开。就在魏素萍默默转身离开时，孙家栋一手拿着电话，一边斜着身子伸长了腿用脚尖把门关上。

这下惹急了魏素萍：“这家里就我俩，你工作上的事也不至于这样防备我吧，真是职业病!”

虽然说了这样的气话，但魏素萍深知孙家栋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所以，每次在家里遇到孙家栋与同事电话讨论工作，她都是悄悄离开，默默地支持着他。

这只是孙家栋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剪影。几十年如一日，他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要求家人。

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照片认识的。1959年4月，拿到战友介绍的魏素萍的照片，孙家栋提笔给远在哈尔滨的她写了一封信。20天后，两人在哈尔滨秋林百货的大门口相见。又过了三个多月，魏素萍从哈尔滨来到北京找孙家栋。领导和同志们为他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两个青年从看照片“认识”到结婚，也就用了四个月。大龄青年的婚姻大事，完美解决。多少年后，孙家栋提起此事就说：“姻缘其实就是一种缘分，这点我信。”

魏素萍调到北京工作后，当起了贤内助。此时，魏素萍还不知道孙家栋具体是做什么的。他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和家人联络全靠书信，而收件地址只是一个模糊的“x号信箱”。有时候，魏素萍憋闷了，只能对着墙说话。

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到孩子要出生时，魏素萍独自叫了辆板车请人拉着去了医院。因为都在一个系统，医院实在看不下去了，给孙家栋打电话：“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姑娘，你不过来看看?”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点火"口令发出，载有“东方红一号” 卫星的运载火箭腾空而起，《东方红》乐曲环绕太空。发射成功那一刻，41岁的孙家栋眼里满是泪花。

这一年的“五一”，与孙家栋一起研制人造卫星的人都提前坐车走了。他难得有一天的清闲，忙惯了的人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于是，他乘公交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久违了的天安门广场，让他感慨万千。当走到前门时，看到商场门口有人排队购买当时比较紧俏的毛衣，他也排到队伍里，给爱人买了一件大红毛衣。拿着毛衣，他心里有压制不住的喜悦：算是给夫人多年来劳累付出的一点补偿。

直到1985年10月，中国航天部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走向世界，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魏素萍才从电视中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魏素萍说：“自打与孙家栋在一起就没见他闲过，一方面知道他的工作重要，另一方面他也经常不在家，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出差，到发射基地执行试验任务一去就是几个月，家里的事情别说压根儿没想靠他，就是想靠也靠不上。我们年轻时上有老、下有小，几十年都这样也成自然了。现在孩子都长大了，家里没有负担，我们也老了。”

平实言语之中，透着几十年的相濡以沫。

2024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篇10

杨振宁第一次听说周光召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高能物理领域的人都知道，周光召是“当时最杰出、最有新思想的物理学家之一”。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

1957年春天，28岁的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方面的基础研究。在一次讨论会上，周光召对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在高能物理前沿的课题“相对性粒子的自旋结果”提出异议，但未得到这位权威和他同事的认同或重视。随后，周光召用不到100天的时间独立研究分析，严格论证了苏联专家的结果是错误的。他们二人后来因此成为很好的朋友。

半个世纪后，周光召与北大同事、后来任北大校长的陈佳洱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国自古以来缺少一种质疑权威和追根究底的精神”。而周光召挑战权威的意识源于他的家庭教育。

1929年5月，周光召出生在湖南一个温馨、重教而又无拘无束的家庭。1951年，周光召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进入清华研究院，师从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周光召跟随彭桓武到北京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两年后毕业，留任北大。当时北大曾三次推荐他赴苏深造，都因家庭和社会关系原因未被主管部门批准。

1957年2月，周光召以中方工作人员的身份被派往苏联。到1961年回国，周光召在杜布纳的4年里，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0篇学术研究论文，几乎全部是他一个人独立或以他为主完成的。他也因此先后两次获得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

多年后，周光召在科技体制改革时提出“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强调科学前沿的概念，与他早年经历不无关系。在杜布纳的最后一年，周光召听闻苏联突然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后，向国内打报告，要求立刻回国。

当时北大保留了周光召的工作关系，让他每周花一天时间来学校工作。“我们都不知道，甚至也没有深想，在周六以外的时间，光召在做什么，但我们都感到一种精神力量，而光召是这种力量的身体力行者。记得他曾讲到，不少同事们曾为不能发表文章感到遗憾。”中科院院士、原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苏肇冰应邀在《我们认识的光召同志》一书中撰文回顾。

苏肇冰不知道的是，周光召在回国当年就进入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研究所，开始核武研究。周光召后来回忆，从杜布纳回国后，很多国外好友打听不到他任何消息，还闹了乌龙，传说他在回国途中因飞机爆炸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