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
两弹一星元勋是指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下面是关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物事迹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1
中国科学家独立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过程，创造了无数奇迹。但由于这些工作大多属于“绝密”级别，因此背后的故事也多数鲜为人知。著名材料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自良带领团队攻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的历程，就是其中一则神秘的传奇。
所谓原子弹“心脏”，是一种叫作“甲种分离膜”的核心元件。它的作用在于将铀-235和铀-238这对“双胞胎”同位素分开，提炼出高浓度的可用于发生核裂变反应的铀-235。
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也带走了绝密级别的分离元件技术资料。面对国际封锁，毛主席表示中国一定要下决心搞出原子弹，而这项甲种分离膜的攻关任务，是由周总理亲自抓的国家绝密项目。
最初，这一项目被交给上海冶金研究所(现上海微系统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和北京原子能所4家单位。后来经过综合考量，国家将该研制任务集中下达到上海冶金所，通知其他分离膜研究小组携带设备，于1961年春节后到上海冶金所报到。于是，60多名专家在上海冶金所组成了第10研究室，对外称“7支部”。而时任上海冶金所副所长的吴自良，就担当了第10研究室的室主任和技术总负责。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抱持着这样的信念决心，吴自良放下筹备已久的研究项目，全身心投入到全新的会战之中。
分离膜的基本原理是用某种粉末制造出特定性质的孔洞材料，因此研发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材料和恰当的制作方法。
那时吴自良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逢年过节也不休息。这项工作的技术要求非常高，保密要求非常严格。整个实验大楼第四层的一半都被封闭起来，大家白天晚上、加班加点地工作。即便是身边的家人，也只知道他们是为国家的重点保密项目工作，不知道具体在做什么。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全靠大家一起摸索。
作为技术总负责，吴自良不仅克服困难奋战在攻关的一线，而且还积极调动其他单位创造条件为“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做好保障。由于研制“甲种分离膜”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压力加工、金属腐蚀、物理化学、机电设计制造、分析测试等多个学科，要解决制粉、调浆、烧结、机械加工、焊接、后处理等一系列工艺过程，综合性很强，吴自良协调组织上海市冶金、纺织、化工局各自系统下属的多家单位协同工作，贡献力量。
在带领大家完成会战任务的过程中，室主任吴自良无时无刻不以自力更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着大家。在科研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下，经过反复的探索、试验、分析和总结，分离膜元件研制中的技术难关逐一攻克。1963年秋，各组任务已基本完成，实验室试制出了合乎要求的分离膜元件并提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实验验证。直到1983年，才被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告知：“你们做出来的元件性能很好，分离效率比苏联的还要高!”
“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项目，最后被授予1984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和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专项)的覆盖项目奖。
在今天看来，甲种分离膜的研制工作是一段激动人心的传奇，但是对吴自良和他的“战友们”来说，这是高度机密的工作，很长时间里不能向外界吐露;这也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在十多年的漫长时光里，甚至不知结果怎样，成败如何。但是那一代科技工作者，始终怀抱着对党和国家的朴素深情，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被历史铭记的奇迹。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2
郭永怀祖籍威海荣成滕家镇西滩郭家村，1909年4月4日出生于一个崇尚耕读的农家，父辈全力供他读书，17岁时他考取青岛大学附属中学，20岁考取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毕业后转入本科学习，两年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北大学习期间，郭永怀积极参与“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军侵占华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停课解散，留校做助教的郭永怀只得返回家乡，应聘在威海一中任教。
郭永怀知识渊博、教学认真，深受学生爱戴。他带领学生贴标语、喊口号，进行抗日游行。在此期间，他开始思考中国屡受外夷欺辱的根源，他感觉到要靠现代化的装备和先进的武器保家卫国，应对外来侵略。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几所大学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郭永怀告别威海一中师生，去西南联大工作、求学，决心努力学习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科学报国、科学强国。
在目睹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后，郭永怀更加坚定了科学救国信念，要发展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航空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光学，改学航空工程，步入空气动力学的研究领域。
焚烧科研手稿，回到祖国
1938年夏，郭永怀以优异成绩考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41年他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与钱学森等人结下深厚友谊，并加入了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成为世界著名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门生。
1946年，他被推荐到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院任教，继续在学术研究上大放异彩，发表了论文《在中等雷诺数下绕平板的不可压缩黏性流动》，应用并推广了变形坐标法，被钱学森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代表的就是“郭”。
郭永怀在学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生活上也得到很高待遇。他的女儿郭芹曾写下一篇日记：“我的家位于绮色佳市中心，是一幢建于1870年的维多利亚风格四层花园别墅，主楼前门有带顶和白色木质雕花围栏的漂亮门廊，室内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二楼有四间卧室，并带有大大的露台，顶层是阁楼，底层是地下室。这里环境优雅……”
郭永怀看了女儿的日记，问女儿喜欢这里吗?女儿说喜欢。郭永怀叹口气说，可是这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的家是中国，那个家将来会更美好。女儿茫然地看着父亲，她还不懂父亲的话。
郭永怀的挚友钱学森已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他也坚定了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为了减少回国的阻碍，他当着众多西方同事的面，亲手焚烧了自己辛辛苦苦完成的科研手稿，用心用脑带着知识，于1956年11月返回了贫穷落后的祖国。
他对朋友说，不用说血浓于水，不必说赤子之心，我的血管里流淌着长江水，我的胸腔中翻腾着黄河浪，从今以后要把这片土地浇灌!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3
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效业记述，1984年前后在中科院流传着一个故事：当时一位领导指责中科院“不冒泡”，为此中科院院长卢嘉锡拍了桌子，说我头上有两顶帽子，一顶叫院长，你们可以拿走，一顶叫先生，那是拿不走的。
当时中科院面临的外部压力除了高层对其脱离国民经济建设的批判，还有高校取代中科院从事基础研究的呼声，“取消中科院”的舆论传了一波又一波。同时，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人员不流通、管理体系僵化等内部问题也逐渐暴露。“卢嘉锡在1985年工作会议上击案疾呼：中科院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副主任的周先路写道。
1984年4月被推任中科院副院长时，周光召已经55岁，颇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当时，我对自己承担这个工作是否合适，心里一直在打鼓，直到现在还在斗争。”周光召在1985年1月11日上午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说。7个月前，他刚到中科院就感到了“危机感”，经过大半年调研，他犀利地提出，“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科学院，而苏联模式是“一个与工业生产相脱离的而且本身不流动的模式”。周光召很清楚，苏联的科学技术在某些理论领域达到世界前列，但它的很多科学技术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一模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显现。
周光召把问题症结引向了体制层面。他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对科技发展有更大的激励。假如中国所有的企业都不是30年一贯制，而是从市场、从顾客的要求出发，就必然要更新产品，必然对技术革新提出新要求，这就必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机会。
“如我们科学院的同志不从思想上、观念上，管理方法上来一个根本性变革，那在全国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研究所可能会走向萎缩。”周光召随即介绍了美国、苏联的科技发展模式，还有中间的德国、日本模式，并提出“思考中国的模式”。
周光召当时提出“以进攻的姿势”“适应新形势”，也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例如，根据科学院研究的性质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建立开放实验室、开放研究所，把科学院建成全国的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面向全国吸引人才;鼓励科技人员办公司，但不要忘记办公司的根本目的是要为发展中国科学和经济服务。
“光召在1985年1月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对中科院改革的想法，就是后来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设计思路。”郭传杰说。
当时社会盛行“实用主义”，计算所里那些曾为“两弹一星”研发贡献关键作用的大型计算机此刻不过是“一只只不会下蛋的公鸡”，不能转化为商品，不能创造利益。
时任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比较开明，那时已经支持下属创办了二十多家公司，但他仍无法接受这个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大型计算所被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民营科技公司承包，更无法接受所里一千五百名科研工作者或被遣散或被买断的结局。
让一家民营公司承包计算所，“这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买了吗!” 曾茂朝不无悲愤地在报告中写道。随即他请求“承包计算所”，并顺势提出一个条件，“请不要再用国家研究所的标准来要求我。”
1985年夏天，这份关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命运的报告交到了周光召的手上。身为两弹一星元勋，又经历过动荡十年，周光召理解老一代科学家迫切希望搞基础研究的愿望，同时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出访欧美的学者，他又看到中国科学技术改革的大势所趋。不论是被民营公司承包，还是研究人员出走，周光召不同意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来解决问题，他的新提议最终得到了院长会议的支持：批准一部分科学家走出研究所。
周光召马上转告曾茂朝，作为一所之长，曾茂朝仍会拥有他的研究所和技术人员，但他必须为自己找到出路。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4
吴自良(1917.12.25—2008.5.24.)，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浙江浦江人。1939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航空工程系。1948年获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大学冶金系博士学位。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曾任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和昆明中央机器厂设计师及副工程师、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副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及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等。领导完成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钼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有关单位联合攻关，主持此项任务，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5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飞沙走石，寸草不生，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年过半百的郭永怀有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与年轻的科技人员一起喝苦水、住帐篷，风餐露宿，还要在北京和青海基地之间来回奔波。不到一年时间，他已是满头白发。
当时，郭永怀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睡觉时不让警卫员铺褥子。他说：睡在铁床上，一翻身就会硌着疼醒了，这样就不至于让自己睡过头，就能起来继续工作了。他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时时彻夜不眠。
时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广大科技人员同样生活艰苦。可大家没有消极沉闷，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断过炊，戈壁滩上植物贫乏，稀少的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
科技工作者的身后是国家的关怀。有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郭永怀和科技工作者们没有出现大的生活问题。
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原子弹的研制一路向前。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此后，我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这一方案。爆轰物理实验是掌握关键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的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科研人员反复试验，甚至跑到帐篷里亲自搅拌炸药……
当钱学森对郭永怀道一声“你太辛苦了”时，郭永怀一笑：回来，就是要奋斗，要我们的国家早一天富强起来!
在郭永怀的心中，为着国家的富强，他要奉命丈量九天，要触摸宇宙，用激情澎湃将苍穹叩开。
是的，那是他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使命!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6
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我国也决定要搞自己的人造卫星。赵九章这位年过半百的气象学家又开始了新的征途:创建我国的空间物理学。1959年，他首先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组建了以开展空间物理研究为目的的磁暴组，继而筹建等离子体模拟实验室。虽然地磁与空间现象有一定的联系，但对空间物理本身，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都比较生疏。为此，赵九章亲临第一线举办讨论班，又当老师又当学生，每个主要成员负责讲授一部分和自己工作有关的基础理论，而他则主讲刚自学的宇宙电动力学。在调研大量文献的过程中，他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和年轻人一起看文献、推导公式，他一旦学到一个新概念，总打电话叫同志到办公室或家里，他家的小黑板也成了讨论和学习的重要工具。
赵九章虽然在学术上很民主，但对公开发表的论文要求很严谨，研究所的一些重要论文送刊前他是要亲自审阅的。当时大气环流数值模拟在国际上刚开始不久，有一位年轻同志利用当时国内很小的计算机做了一个在国内是首次的大气环流数值模拟实验，结果是相当不错的，但模拟的风速按计算机算出的结果写了10.11米/秒。赵九章阅后说，风速的观测误差至少是1米/秒，那么在计算结果中小数点后面还写了两位数，这有什么意义，把一些无用的数字写上去，看上去很严谨，实际上是不科学。从这一个小事可以看到赵九章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年轻人的严格要求。
同时，赵九章在学术上从不固执己见，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尤其赞赏能在学术见解上驳倒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陶诗言受赵九章指导时，赵九章经常鼓励他提出不同意见。对陶诗言的不同意见赵九章总是认真考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巢纪平写了一篇关于建立中、小尺度大气运动方程组的文章送给赵九章审阅。当时中、小尺度大气运动的研究刚开始，熟悉的人不多，而巢纪平的文章写的过长，体系和条理都不够清晰。两个月后赵九章把巢纪平叫到家里说：“我看第一遍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想把稿子退给你，一想你还不是那种爱胡说的人，就把稿子放在旁边。放了两个月，又看了第二遍，才清楚你在说什么，当然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这篇文章，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中写道：“公元1962年，中国巢纪平建立中、小尺度运动方程组。”赵九章这种爱护年轻人、帮助他们成长的精神，至今让巢纪平铭刻在心。
赵九章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不少直接受他教导或随他进行科研工作的同志，都对我国气象学、空间科学或其他科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有8位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7
1991年10月16日，“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中央军委第一次向科学家授予国家级最高荣誉称号。这个荣誉称号的唯一获得者就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
钱学森，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为浙江绍兴。在开明家庭中成长的钱学森，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1929年，他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在此期间，他对航天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花费大量时间查阅相关书籍资料。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派遣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上海遭到严重破坏。目睹日军战机肆意横行的钱学森意识到中国只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强大的航天工业，才能不再受欺辱。于是，从事航空事业捍卫祖国的想法开始在钱学森的心里扎根。1934年，钱学森放弃自己修习多年的铁路专业，成功考取清华大学第七批庚款留美学生，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邮轮。
1935年，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斩获硕士学位。翌年，他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进修，师从著名科学家冯•卡门，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1939年，钱学森获得航空和数学双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钱学森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时壳体会发生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后来这项公式被普遍运用于飞机翼型设计。也正因为这项公式，年仅28岁的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声名鹊起。随后的几年里，钱学森先后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和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在美国深受重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怀揣“学成必归，报效祖国”心愿的钱学森万分激动，作出了回国的决定。但就在他积极筹划回国之际，厄运不期而至。1950年，钱学森受到美国司法部移民局的不实指控，继而受到拘禁等种种不公待遇，由此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涯。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辗转传回国内。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不仅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不当行为，还积极寻找途径与美国政府沟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经过中方的不懈努力，历经磨难的钱学森最终于1955年10月1日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8
毛泽东主席说，一句话，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于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以核爆炸的声响作为外交语言，中国可以挺直腰杆跟世界列强对话!
当原子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滚滚浓烟直冲云霄，人们一片欢腾时，郭永怀却慢慢倒在了椅子上。数不清多少个日夜的拼搏，他太累了。
由于贡献突出，1964年，郭永怀当选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1965年5月14日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爆炸试验;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一第二次核试验专家。
接下来，郭永怀和其他科学家又开始了氢弹的研究。郭永怀牵头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常常深夜还在研究，感觉冷，穿上棉大衣，喝点热水，继续干。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国又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当时，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9
黄纬禄(1916.12.18—2011.11.23)，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194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攻读无线电专业，1947年获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归国;1949年任上海电工研究所研究员;1960年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1970年任“巨浪一号”技术总负责人兼四部主任;1979年任固体潜地导弹和陆基机动导弹总设计师;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57年，黄纬禄来到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和战友们隐姓埋名，开始了他的导弹人生。我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正当仿制导弹“东风一号”进行到关键时刻，苏联却将专家全部撤离。黄纬禄深知国防重器不能受制于人，他和同事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争中国人民的志气!黄纬禄担当起导弹的“中枢神经”——控制系统负责人的重任。黄纬禄带领同事全员上阵，凭着一部老式的手摇计算机，人工计算导弹在空中的飞行姿态、轨迹，导弹攻击目标的精准度。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我国成功走上导弹自行研制的道路。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意味着我国拥有了真正可以实战的核武器。短短10年，黄纬禄和同事们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登攀的精神，实现了我国导弹零的突破。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国防安全受到挑战，潜地导弹研制工程势在必行。时任火箭控制系统所所长的黄纬禄临危受命，调任“巨浪一号”导弹研制工程的总负责人。1970年5月，黄纬禄提出“台、筒、艇”三步走的研制试验方案。经过无数次发射实验和不断改进，1975年“巨浪一号”的设计工作宣告完成。1979年4月，黄纬禄被任命为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和陆基机动导弹“东风二十一号”两个型号的总设计师。1982年10月，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负载着科研人员奋斗十几年的心血，成功坠入目标海域。这标志着我国已成为具有自行研制潜地导弹和水下发射战略导弹能力的国家。黄纬禄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10
陈能宽(1923.4.28—2016.5.27)湖南慈利人，中共党员，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工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6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矿冶系。1947年留学美国，1948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在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陈能宽领导和组织爆轰物理、特殊材料冶金、实验核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为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中国激光技术领域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1923年4月28日，陈能宽出生在湖南慈利一个普通士绅家庭。他自幼聪敏好学，1939年考入雅礼中学高中部。1942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矿冶系学习。1946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炼钢厂工作。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业凋敝，面对与理想脱节的现实，陈能宽苦苦寻求出路。
1947年春天，陈能宽与妻子裴明丽一同考取耶鲁大学。他发奋苦读，仅用3年时间便先后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受国际形势的影响，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被迫滞留美国。凭借出色的学术能力，陈能宽在美国前途似锦，但他却归心似箭。
1955年，陈能宽与妻子带着3个孩子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历经波折终于冲破重重阻挠辗转回到祖国。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没有办法不爱她。这种诚挚的爱，就像是被爱神之箭射中了一样，是非爱不可的，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说，我是‘灵台无计逃神矢’呀!”
回国后，面对众多单位的邀约，他选择到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工作，致力于新中国材料科学的研究。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新中国材料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0年5月，李觉将军找陈能宽谈话，称“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想让陈能宽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陈能宽理解了这个“新产品”是原子弹，问道：“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搞过单晶体，可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是不是调错人了?”在场的朱光亚、钱三强等人说，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以战止战，以核抑核”，新中国发展核武器势在必行。陈能宽接受了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国防事业，他决定从头学起，全力投入到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从此开启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奋斗历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陈能宽慷慨赋词《清平乐·记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欢呼成果崔巍，称扬举国雄飞。纸虎而今去矣，神州日月增辉。”这首词记述了1964年那次惊心动魄的核爆场面，句句彰显新中国自立自强、傲然于东方的气概，是陈能宽等老一辈核武器科学家壮志雄心终为国效力、饱经折辱必扬眉吐气的内心呐喊。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11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经过科研人员的反复试验，在罗布泊安装就绪，等待它的问世，然而就在起爆的前一天，周光召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来电，电文称突然发现一种材料中的杂质超过了原来的设计要求，希望周光召再核查一遍。周光召明白，周恩来总理正在关注罗布泊核试验前的关键环节，这个电报一定是周总理的意思。他也理解，明天的实验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连一生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周总理也捏了一把汗。
1964年10月16日上午，罗布泊核试验场区进入“零”前几个小时。此刻，原子弹“老邱”已经静静地躺在离地面102.43米高的铁塔顶端的爆室里。
“596”，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其源于1959年6月，中苏矛盾恶化，苏联方面致电中共中央，声称苏联正在和英美等国进行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相关的协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将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1960年7月16日，苏方宣布从中国撤出所有在华援建的1390名专家和顾问，并将于9月1日前全部离境。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而苏方原已运到满洲里对面口岸的原子弹模型，终于没有入境，中国的科学家难识原子弹的“庐山真面目”。于是，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人物事迹精选篇12
浙江湖州人，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湖州。原名钱秉穹，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 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何泽慧)，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