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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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事迹【篇1】

近日，读“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王永志的事迹，看到这样一个细节：1964年6月，导弹发射在即，却遭遇技术难题——西北戈壁的高温天气导致推进剂膨胀，导弹无法达到预定射程。现场专家绞尽脑汁，考虑用什么方法给导弹多添加点推进剂。这时，王永志站了出来，提出了减少燃料的方案。不少人认为这个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发射场技术最高决策人钱学森却当即拍板：“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结果，飞行试验验证了王永志建议的正确性。后来，钱学森又提议王永志担任我国第二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自此，王永志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平台，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钱学森力排众议采纳王永志的建议，并大胆任用王永志，不仅体现了他对科学的尊重、对年轻科学家的信任，而且展现出他的深谋远虑、知人善任，具有立身为梯、躬身为桥的胸怀，为有能力的年轻科学家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让他们担重任、挑大梁。在老一辈科学家的率先垂范下，王永志后来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航天英才，为我国航天事业带来了无限活力。

有人说，嫩竹做不了扁担，嫩肩挑不起重担。但事实上，年轻人也能担大任、成大事：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发表《共产党宣言》，25岁主办《湘江评论》，周恩来29岁领导南昌起义……其实，不止这些杰出人物，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年轻人担大任、成大事的实例：“90后”轰-6K机长魏星，曾在任务中驾驶战机跨雪山、越荒漠、闯远海，凭借全面过硬的素质3次夺得“金飞镖”;“00后”中士党员向双晨，多次参加比武竞赛，获得诸多荣誉，特别是去年参加某训练任务，在限定时间内精准摧毁目标，取得“10发10中”佳绩，年底荣立个人二等功……事实一再证明，只要有干事平台、实践机会，年轻人照样能担当重任，干出一番事业。

王永志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事迹【篇2】

儿时家贫，直到家乡解放、分上田地，王永志的家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1月，17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他“听党话、跟党走，党让干啥就干啥”，开始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紧紧相连。

上中学时，他品学兼优，立志要当一名农学家。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飞机频扰辽东，改变了这个东北少年的人生梦想。他立志投身国防，1952年考上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

1955年，王永志被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航空系学习。两年后，他又服从国家需要，改学火箭和导弹设计专业。

退休后，王永志并没有离开载人航天事业，仍在为空间站建设、载人登月等出谋划策。他的妻子王丹阳介绍说：“今年上半年，他的身体已经不能自由行动，眼睛也已近失明，可他仍不停地念叨着天上的事、登月的事。”

2024年6月11日，王永志溘然长逝。他留给家人的，只有上百本工作笔记本和十几份口述历史。他的秘书王朋感慨道：“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科技财富。”

王永志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事迹【篇3】

1978年，中国开展第二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时，钱学森认为王永志有足够的能力担任第二代战略火箭总设计师，于是建议让王永志挂帅。自此，王永志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平台。

在深入、系统地总结第一代火箭研制经验的基础上，王永志主持制定了第二代液体远程火箭总体技术方案，首创了许多管理制度，如按研制阶段实行设计评审、不得带着问题转入下一阶段等。

他从全局出发，将可靠性量化指标列入了火箭的研制技术指标。首先从设计抓起，他亲自撰写了24条《设计守则》，并从全国请来了40多个厂家的代表，筛选高性能、高质量的各款电子元器件，编制了《电子元器件选用目录》，规范了选用范围;随后他又编制了《原材料选用手册》和《质量控制与标准化管理要求》，明确“谁外协谁负责，谁采购谁负责”的职责划分。王永志确立的这种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影响深远，至今仍在使用。

王永志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事迹【篇4】

1965年，中央批准了“八年四弹”(即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规划。1969年，北部边境形势骤然紧张，中央决定集中优势力量，加快洲际导弹研发。在“没有洲际导弹，____睡不好觉”的指示激励下，洲际导弹研制进展迅速。

王永志从中程导弹研制队伍中被抽调出来，主持洲际导弹总体设计室工作，后来又被任命为副总设计师。

洲际导弹总装完成后要全弹试车，但是试车台只有一个，被另一型号导弹所占用。王永志急中生智，提出不试验全弹，只试验安装了多种精密仪器的二级导弹。这种做法没有先例，一些人认为太冒险，又是钱学森支持了他。

第一枚洲际导弹预定于1971年9月10日发射。就在前一天，一股强冷空气突然东移，气象部门预报发射当天将低云密布。推进剂加注停止了，有人主张推迟发射。王永志却认为，这枚导弹“已经老了”，再加上推进剂的腐蚀，如不发射极有可能报废，造成巨大浪费，而发射的话影响的只是光测数据，这可以用遥测来弥补，因此按时发射利大于弊。在座的钱学森等都同意他的意见。

王永志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事迹【篇5】

1986 年，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六任院长。他大胆提出放弃串联方式，采用横向并联捆绑、增加四个助推器以提升火箭推力的创新思路，使运载能力从 2.5 吨大幅提升至 9.2 吨。这一开创性的思路成功应用于“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的研发。次年，他作为“863”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制定中国载人航天的宏伟发展蓝图。

1988 年 11 月 1 日，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正式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美方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中方需在 1990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一次成功发射试验，且美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罚款 100 万美元。面对这一巨大挑战，王永志毅然选择上马“长二捆”。

他带领团队日夜拼搏，精心计算工期，制定出一套详尽且可靠的研制时间表。在 500 多个日夜、18 个月、24 小时不停工的艰苦奋战中，他们攻克了全箭 24 套 44 万多张设计图样、120 多个工艺攻关项目、5000 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部段和十几万个零件、300 多项大型地面试验以及 20 项技术难题。他们将过去设计、研制、生产和试验的全过程，从原本的五六年大幅压缩至一年半，首次试验便取得了巨大成功。“长二捆”的成功研制，无疑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迈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