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科学家”称号获奖人赵忠贤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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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科学家”称号获奖人赵忠贤事迹（篇1）

那时，我国的科研条件异常艰苦。“以前的经费和设备是现在条件的1%，实验条件更是落后发达国家30年。”赵忠贤回忆说。

研究超导的好多设备是赵忠贤团队自己现造的，比如烧样品的炉子就是自制的。有了自制炉子，赵忠贤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实验室里。饿了，就煮面条吃;累了，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

辛勤的工作与执着的探索，换来了令人期待的成果。很快，赵忠贤团队和国际上少数几个小组几乎同时在镧-钡-铜-氧体系中获得了40K(开尔文，热力学温度单位)以上的高温超导体。这些结果颠覆了国际学界所认为的“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麦克米兰极限。

在获得40K以上高温超导体一个多月之后，赵忠贤团队又独立发现了液氮温区的超导体并公布了其元素组成，新超导的发现使运行用低温环境由原本昂贵的液氦变成了便宜好用的液氮。这一发现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并刮起了研究液氮温区超导体的旋风。这一成果在198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然而，20世纪90年代，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相关研究进入低谷。国内很多研究团队也受到影响，赵忠贤团队由此坐了近20年的“冷板凳”。

“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赵忠贤带领超导团队始终坚守这块阵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实验。无数次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最终团队在2008年合成50K以上铁基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世界纪录。

“人民科学家”称号获奖人赵忠贤事迹（篇2）

赵忠贤院士带领团队独立发现了转变温度为93K的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钇钡铜氧。

赵忠贤院士带领团队将铁基超导体的临界温度提高到50K以上，并创造55K的超导温度纪录，再次使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开始筹建，赵忠贤接受邀请出任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从北京来到了东莞松山湖。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实用超导薄膜研究团队迅速建立起来，瞄准国家面临的超导薄膜系列关键技术难题进行攻关。

实用超导薄膜研究团队研发出“三光束脉冲激光共沉积镀膜系统”。通过技术集成创新，该团队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成功研制出基于国产部件的设备，并制备出2英寸双面钇钡铜氧(YBCO)超导单晶薄膜，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在赵忠贤院士的支持下，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又和大型央企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强强联合，成立了高温超导联合工程中心，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攻关高温超导带材制备和系统集成技术，掌握并储备二类带材等超导关键技术和生产能力，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超导力量。

在赵忠贤院士看来，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一方面注重研究实效，不以论文论英雄，让科研人员集中精力搞攻关;另一方面，充分信任科学家，原本购置设备的钱可以灵活用于自主研发，“允许用打酱油的钱去买醋”，赋予科学家自主权。正是松山湖科学城给予的宽松科研环境与合理的评价体系，为这一成果取得提供了重要土壤。

日前，赵忠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希望将自己的经验教训分享给年轻科研工作者，让他们能少走些弯路，取得更大的成绩。”

“人民科学家”称号获奖人赵忠贤事迹（篇3）

发现液氮温区超导体后，荣誉和奖励接踵而至。赵忠贤淡然地说：“荣誉归于国家，成绩属于集体，我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分子。”科研路上，他没有止步，依旧一门心思扑在实验室里。

2008年，日本科学家发现在镧-氧-铁-砷体系中存在26K的超导，赵忠贤敏锐意识到，这一类铁砷化合物很可能是新的高温超导体。

赵忠贤和团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厚积薄发，又在铁基超导的突破中作出贡献。他们制备了50K以上的系列铁基超导体，并创造了铁基高温超导体临界温度纪录。

在这期间，67岁的赵忠贤3次带领年轻人几乎通宵工作，完成了初期最关键的3篇论文。事后得知，其中1篇比国外同行只早1天发表。

他们和中国其他几个研究组(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关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其他小组)的重要发现，为确认铁基超导体为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提供了重要依据。与铜基超导体相比，铁基超导体具有各向异性低、上临界场高、可加工性好、制备成本低等优势，又一次激发了物理学界对高温超导的研究热情。

美国《科学》杂志曾经3次报道这方面的成果，认为“新超导体的发现把中国科学家推向国际前沿”。

“人民科学家”称号获奖人赵忠贤事迹（篇4）

有人曾问赵忠贤：“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人活着要吃饭，将个人的兴趣与生计结合起来是一个人最理想的选择，而我恰巧很幸运。”赵忠贤说，“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爱打麻将的人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在赵忠贤看来，搞科研贵在坚持，在一个领域看准了方向，坚持做下去就会有收获。他曾跟学生们说，不要只盯着论文，要真的去解决科学问题;坚持10年，一定会有突破。

“打个比喻，我们口袋里装着许多把钥匙，同时还在不断地制造出新的钥匙，其中只有一把能够开启科学之门。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懈努力，制造、修改每一把钥匙，直到打开这扇大门。”赵忠贤说，“一些钥匙在试验中没能打开科学之门，于是有人就选择了放弃。但谁又能肯定，接下来这把钥匙不会解开未知之谜呢?”

在科研工作中，赵忠贤始终致力于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常常会为年轻人取得优异成绩而激动不已。比如，当看到青年科研人员满怀激情地投入铁基超导体研究并不懈努力时，他曾动情地给予十二个字的评价：“有激情、肯吃苦、能战斗、可信赖。”

“现在社会上各种诱惑很多，但既然选择了科研这条道路，就要安下心来，不要心猿意马。”赵忠贤时常勉励后辈，要有远大的目标，更要脚踏实地去工作。

“人民科学家”称号获奖人赵忠贤事迹（篇5）

赵忠贤是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潜心致研，为高温超导研究在中国扎根并跻身国际前列作出重大贡献，在国际超导界享有盛誉。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

超导，全称超导电性，是指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一定数值时，电阻突然消失的现象。超导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是因为超导体所具备的“零电阻”和“完全抗磁”两大特性，这是一种宏观的量子现象。具备这种特性的材料被称为超导体，在信息通讯、生物医学、航空航天等领域有着巨大应用潜力。然而，超导体要实现超导态，必须要有极低温的环境。找到临界温度更高、更适于应用的超导体，一直是全世界物理学家的研究热点。

中国的高温超导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末，但真正快速发展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以后。赵忠贤从1976年初即开始在国内推动和开展高温超导研究。那时，我国的科研条件异常艰苦。“以前的经费和设备是现在条件的1%，实验条件更是落后发达国家30年。”赵忠贤回忆说。

但这并没有阻碍赵忠贤和团队前进的步伐，而是迎难而上，无惧风雨。当时，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可“麦克米兰极限”，即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约零下233摄氏度)。但赵忠贤经过调研、交流和缜密思考，赞同国际上关于“这一理论可以突破”的观点。

在10年积累的基础上，1986年9月，在瑞士科学家发表论文指出可能存在35K(约零下238摄氏度)的超导体后，赵忠贤马上与团队一道开始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他们夜以继日奋战在实验室里，饿了就在实验室煮个白面条，累了就轮流在椅子上打个盹，废寝忘食工作最终换来了他科研人生的第一次突破。最终，赵忠贤团队和国际上少数几个小组几乎同时在镧-钡-铜-氧体系中获得了40K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传统理论的崩塌，让“北京的赵”在国际超导研究领域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