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是什么样的呢?张晋藩有什么样的杰出贡献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集合5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精选篇1

“铸就厚德品格，淬砺明法锋芒”“行致公以追求社会和谐，勤格物以探索真理之光”……每当重大庆典，校歌《情怀法大》深沉的旋律便会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中响起，学子们起身直立，深情高歌，唱响内心的情怀和追求。

校歌字里行间诉说着词作者、我校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对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的沉淀与解读，饱含着先生对法大学子“明朝国之栋梁”的殷殷期待，对矗立在军都山下小月河边的“政法教育殿堂”的深厚情感。

今年9月13日，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晋藩先生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作为我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他在新中国法制史学上开创了多个“第一”：

招收了第一届法制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

他的“早期”博士生大多已经退休，他却还活跃在学术前沿，每天依然工作四五个小时。

70余年法史人生与教育人生，张晋藩先生在法大度过了40余年，也和法大一同绘出了别样风景。他的人生谱写出一部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壮丽诗篇，也勾勒出几十年来法大精神的代代传承。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精选篇2

当得知入选“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我惊喜之余，又感觉自己很难承担。党和国家对我太优厚、太器重了，给予我的太多了。而我付出的、应做的比起党和国家给予我的又太少了。我真是诚惶诚恐。我深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党和国家授予了我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我唯有倍加珍惜、不懈奋斗，用理想信念影响更多人，以实际行动回馈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才配得上这份殊荣，才无愧于厚爱。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强调：“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有感触，一定要全力以赴继续做好学问。法制史的研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组织力量，继续编写有价值、有意义的大书，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历史镜鉴。法制史的研究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即如何将古代的精华和今天的现实对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这是新中国法治建设者、理论研究者共同的使命与担当。要答好这道时代之问，需要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法治人才。

教育事业最伟大之处就是培养人才。古书中常有三句话：“兴礼乐、建学校、树人才。”我总感觉到当今世界的竞争，最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作为一名永不退休的终身教授，我将继续尽力将所有为学、为人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希望培养更多党和国家需要的优秀的法治人才，使“后继不乏人，后继更胜人”，为全面依法治国做出更好的贡献。同时，我也希望广大教师、各行各业都努力培养各自领域的专业人才，让中国培养的人才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有所担当，有所作为。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精选篇3

张晋藩，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7月出生于辽宁沈阳，山东龙口人，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他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出版60余部专著、主编20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培养了我国第一届法制史专业博士生，培育出百余名博士毕业生。他就是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晋藩。

已经94岁高龄的张晋藩教授，虽然患有严重的眼疾，但仍然坚持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工作，潜心治学。张晋藩说，有法可依，需要立法人才;有法必依，需要司法人才;发展法律科学，需要法学研究人才。

1979年，在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张晋藩提出集合全国力量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建议。张晋藩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因为当时国际上已经召开过3次关于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而这三次国际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精选篇4

张晋藩教授出生于1930年，从事中国法律史教学和研究70余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曾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法制史学带头人，他主持的《中国法制史》课程曾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张晋藩教授出版了20余部教材、60余部专著，合计发表430余篇论文(独著380余篇)。他耗时19年，组织编写了《中国法制通史》;耗时23年，组织编著了《中华大典·法律典》;耗时16年，组织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完成这些项目，就是为了发展中国法律史学，弘扬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要把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

张晋藩教授以确凿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的，打破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的理论，修正了中国学术界在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不承认中国固有民法的认识。

9月16日，94岁高龄的张晋藩教授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取得的所有成绩，首先要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党和国家给予了我太多。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全力以赴把法制史的学问做好。”

张晋藩“人民教育家”称号事迹精选篇5

1950年，张晋藩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当时，在不少老师和同学眼中，资质出众的他就读冷僻的法制史专业有些屈才。但在酷爱读书尤其爱读史书的张晋藩看来，这个选择是天大的幸事。“研究中国法制史，可以了解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就是我要扛起的责任。”张晋藩说。

在1979年以前，国外曾召开过3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都没有邀请大陆学者参加。

“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1979年，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吉林长春召开，张晋藩在会上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建议。

自此，张晋藩牵头召集国内法制史学界的学术力量，历时19年，苦心钻研，出版《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为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做了奠基性、开创性工作。

不仅著书立说，张晋藩更是一位师者。

张晋藩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律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第一届论文博士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