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
“于敏”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熟悉，因为他曾经“隐姓埋名”30年之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于敏才进入公众视线。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希望大家喜欢！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篇1
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屈辱史。因为落后腐朽，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攫取了众多的权益。好在，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前仆后继，不惧牺牲，才将侵略者打败。
而新中国的建立，也更是这些先贤们的奋斗的辉煌成果。但是，虽然山河已无恙，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依然存在，新中国面临的威胁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紧迫。
一方面是苏联、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孤立、打压，另一方面则是要面对他们的核讹诈，如何保证国家安全也就显得极为迫切。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从零开始引领我国成功研制出氢弹，使中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也是氢弹研究用时最短的国家。
而在这成功的背后，于敏忍受的是超乎常人的压力，以及隐姓埋名28年的落寞。
中国积弱，立志报国
于敏出生于1926年，彼时的中国军阀林立，民不聊生。一方面，西方列强仍在不断的攫取的利益，另一方面，军阀们互相攻讦，鱼肉百姓。
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好在还能读得起书，就这样他完成了小学学业。当于敏十二三岁的时候，中国的自行车并不普遍。看到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街上飞驰，于敏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将自行车借了过来。
骑上自行车的于敏十分开心，在街上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周围人的状态。就在车子行进到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日本人。
于敏无处可躲，只能停下车子。原本以为日本人不敢撞过来，结果车子一直毫不减速地向他行驶过来。
“完了，可能今天就要丢掉性命了。”这是当时于敏心里唯一的想法。
好在汽车在于敏跟前停了下来，于敏这才保住一条性命。可事情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日本人下来之后怒骂于敏一通，随即扬长而去。
原本是过错方，却因为祖国实力强大而在他国蛮横无理，这在于敏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此事过后，于敏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让祖国变得更强大。
高考后，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工学院学习两年后，机缘巧合之下转到物理系学习。
有人说于敏因为工学院不能实现报国理想才改专业，也有人说是于敏物理方面的天赋引起物理系老师的注意，这才转入物理系学习。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改变专业，于敏凭借自己的智慧折服了他的老师。
“于敏是我见过物理最好的一个学生。”这是教过于敏的老师对他最多的评价。
顺利从本科毕业后，于敏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而且是在母校读研，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出国深造。
当于敏从研究生毕业后，他的能力有了一个合适的施展舞台。
原子核理论奠基人，因祖国需要研究氢弹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毛泽东等领导人决意研制“两弹一星”。
很快“中国要研发原子弹!”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传遍了世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收到了许多国家的“问候”，不过收到的可不是祝福，更多的是劝阻和嘲笑。
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并不认为中国能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原因很简单：没钱、没人、没技术。其实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更遑论这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战争泥淖的国度，一个连基本的工业门类都极为薄弱的国家。
而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犹如冷水一般，难道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原子弹事业要中断?显然不可能，无奈之下钱三强等人只能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尝试共同攻克这一难题。
彼时刚刚从北大读研毕业的于敏，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这支队伍。
于敏与其他的研究人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没有留学经历。用现在的话来说，于敏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可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研究出原子核的理论基础。
毫无疑问，于敏的这项研究对原子弹的制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原子弹就是以此为基础制作的。虽然这项研究成果不是于敏单独完成的，却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若是按照正常的发展过程来看，于敏应该会在原子弹上有更深入的发展。可命运就是那么神奇，钱三强突然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于敏的命运。
“于敏，你除了原子弹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兴趣?”
“什么?”
“你除了原子弹以外，想不想研究一些其他的武器?”
原子弹虽然制作困难，但好歹曾经接触过苏联的技术，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可氢弹在中国完全是一个空白领域，连材料和原理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东西。
当知道钱三强想让自己研究氢弹后，于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别的国家有中国没有就会挨欺负。
当于敏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后才发现，事情比想象中要难上许多。
困难的氢弹制造
别看于敏在原子弹方面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可并不代表着氢弹就能借上力。原子弹反应过程是核裂变，可氢弹却是核聚变，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区别。
至于氢弹具体什么样，谁都不知道，只能凭借着基础知识加上想象力来推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每个有想法的人都上台解释一遍，然后大家从中进行可行性的推敲。光是确定氢弹的主要材料就消耗了大量时间。
美国等大国对氢弹材料严防死守，中国也只能自己寻找最适合的材料。当年美国采用的是粒子加速器进行碰撞，将可能的原料都实验一遍，从中寻找最合适的。
这种方法最科学、省事，可他的代价太大了，每次实验都需要上万人参加，费用更是高得吓人。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本没有粒子加速器，想实验都不可能。
这时于敏展现了他超乎常人的能力，用一支笔一张纸人工进行推演，最后发现氘化锂是最合适的材料。不过于敏提出氘化锂需要四千万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才能使其达到反应温度，如何给它加温成了随之而来的难题。
有人提议在原子弹外增加氘化锂外壳，这样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高温就可以达到氘化锂所需温度，而且中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只要这个设想成功，实验起来应该会容易一些。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可于敏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拿起纸笔直接推演，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原子弹爆炸的温度并不会燃烧外壳。
换句话说原子弹爆炸后会发生许多反应，并不是所有物质都在燃烧，可能可能打不到氘化锂所需温度。
即便大家对这个结论将信将疑，可于敏一直以来的能力却不得不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就连当时的组长黄祖洽都有着泄气。
“实在不行将氘化锂加入到原子弹内部，做一个杀伤力大的原子弹好了。”
听到这句话，于敏又拿起纸笔推演起来。原子弹内部的高温足以达到所需温度，加入氘化锂确实可以做出一个超级原子弹。
可当于敏继续算下去时，他发现加入氘化锂后原子弹效果比之前大一千多倍，也就是说这就是氢弹。
这个重大发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所有研究人员的心，接下来就是对这个想法进行完善、修改的过程了。
终于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而美国用了七年，苏联用了四年。
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之初，美国人甚至以为是国家机密泄露了。当知道这是中国的自主研发后，惊讶得合不拢嘴。但此时的于敏并没有凭借氢弹扬名天下，反而处于隐藏状态。
一路的艰辛
事实上从研究氢弹开始，于敏就知道自己会改名换姓地隐藏起来，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工作。这样做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其他国家的监听无处不在。
就像于敏推演出氢弹雏形一样，他想向好朋友邓稼先分享一下，顺便让他帮帮忙。可在电话中于敏却用了一套暗语。
“我们打猎打到一只松鼠，还没吃呢，因为想把它做成标本，但现在人手不够。”
听到于敏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邓稼先猜到自己这位好朋友一定是有了重大发现，为了保密这才说起暗语。于是赶紧回答：“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这种谨慎才使得氢弹只要没有受到太大干扰，可于敏却因此隐藏了二十几年。这二十多年中，他的妻子孙玉芹同样承受着生活的艰巨。
因为丈夫时常不回家，家里大大小小只能依靠孙玉芹一人完成，包括去医院生孩子都是一个人。别人询问丈夫工作的时候，就是孙玉芹最难受的时候，因为她也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最对不起我的妻子。”
这是于敏接受采访时的肺腑之言，前陪伴时间少，后半生却因为身体不好多次被妻子照顾。在于敏为祖国奉献的同时，孙玉芹也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奉献着。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篇2
于敏，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主持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历史的天空风云变幻，岁月的江河奔流浩荡。唯一不变的是，总有丹心赤子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总有殷殷志士愿为民族负重前行。
那个爱皱眉头、喜欢思考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走了。今年1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于敏去世，享年93岁。
于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在2015年1月9日。
这样的“抛头露面”，于敏只经历过两次。上一次是1999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23位获奖科学家发言。
对于这样的大场合，于敏并不习惯。因为此前几十年里，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他，一直都隐姓埋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生前的一次自白。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矗立的丰碑。
生命无法永恒，精神却能不朽。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篇3
于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生于1926年8月16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生前的卧室里，一本《三国演义》摆放在案头。和煦的阳光从窗口透进来，照着泛黄起皱的封皮。可想而知，那位温文尔雅的主人，曾经多少次倚在窗前的靠椅上，翻阅着心爱的书籍。
其实，于敏自己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更没想过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正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他，原本以为会在钟爱的原子核理论研究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然而，一次与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谈话，让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1961年1月的一天，雪花飘舞，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坚毅的眼神中，于敏立刻明白，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也要尽快进行。
于敏感到很突然，甚至还有几分不解。一向沉默的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忘不了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带给他的惨痛记忆。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这样说。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真正地独立。面对这样庞大又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想法。
这个决定，改变了于敏的一生。自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我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篇4
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自谦是“地道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因此，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昼夜奋战。然而，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
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在“百日会战”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氢弹原理一经突破，所有人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
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达-30℃，道路冻得像搓衣板……而于敏都甘之若饴。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他的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时代楷模”于敏的简要事迹篇5
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一言不发，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于敏并不接受。“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他说。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于敏隐身大山，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此身长报国，拿命换科研，这是何等的奉献!在那些日子，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格外的冷。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不同于蜀汉丞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敏的事业是“可为”“有为”的。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他曾对身边人说，别计较有名无名，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
这种“安静”，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忙。“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很多人来找他。”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
于敏对“安静”有着自己的解释，“所谓安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以及“丹心照汗青”，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就是献身宏谋。
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
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正在长出一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