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 邱妹

于敏同志是我国核物理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在氢弹研制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1

“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

对这个称号,于敏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土’是个缺点。”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作为研究人员,于敏的工作对象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的饭量是122,早、中、晚餐只能各吃下1、2、2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

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回忆当年的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1992年,在大型画册《院士风采》中题词时,于敏写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这也是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格言。

蓝可说,老师总是身体力行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模拟激光打靶产生X光激光的程序刚刚编好,于敏就要求她把每一行的计算结果都打印出来。

“他用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上午或下午到办公室,用计算器把一个个物理量计算出来并一一核对。”在蓝可印象中,老师除了思考,还是思考,全然不顾自己虚弱多病的身体。

如今,于敏的科研生命力依然饱满。

上世纪50年代,尽管信息不够发达,但他每星期都要到图书馆坐上一两天翻阅有关杂志,详细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就在半个月前,蓝可刚给老师送去最新的英文版国际最新科研动态。

人赞于敏愈老弥坚,平时不大爱笑的他幽默作答: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2

于敏、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为人耳熟能详。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他们与共和国同行,与时代同行,所拥有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折服国人。

从“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到“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呦呦……这些国之脊梁的科研高度,让人高山仰止,我们可能难以企及他们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具有磅礴的感染力,能够激励出我们的爱国心、报国志,也能引领我们找到精神家园。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于敏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风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支撑力。比如,于敏甘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张富清战功赫赫,却“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黄旭华在无经验、无技术、无条件的环境中牢记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那么,又是什么支撑于敏等人砥砺奋进?是信心,是信念,也是信仰。

于敏说过,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这样的精神风范让人动容,也让人共鸣。实际上,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国之脊梁,都有坚不可摧的信仰,也都有润物无声的精神力量。

信仰看似抽象,精神力量看似缥缈,但它们都能让人感受得到,也能激发我们奋发向上。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正因为有信心、有信念、有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应该承认,这些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年建功立业时条件远没有如今优越,遭遇的艰难险阻也不少,但他们“熬”出来了,成就斐然,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精神的力量。这对今天的我们颇具启发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更需要我们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就能更好地凝心聚力,敢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就能更好地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也会更清醒地意识到: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无论宝贵精神品格还是崇高价值追求,都熔铸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我们将走得更坚定从容,我们将更有沛然不可御的文化自信。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3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是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在他家客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4

“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5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国产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于敏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对新知偏偏喜欢寻根探源。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随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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