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
于敏同志是我国核物理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在氢弹研制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设想，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1
“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只有于敏未曾留过学。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称他是“土专家一号”。
对这个称号，于敏颇多感触。
“在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中，我是比较早成熟起来的，但‘土’字并不好，有局限性，对搞研究的人来说，‘土’是个缺点。”于敏说，科学研究需要各种思想碰撞，在大的学术气氛中，更有利于成长。
由于保密和历史的原因，于敏直接带的学生不多。蓝可是他培养的唯一博士。
博士毕业时，于敏亲自写推荐信，让蓝可出国工作两年，开阔眼界，同时不忘嘱咐，“不要等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作为研究人员，于敏的工作对象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
为了研制第一代核武器，于敏八上高原，六到戈壁，拖着疲弱的身子来回奔波。
1966年12月28日，我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能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刺骨严寒，半夜爬上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于敏高原反应非常强烈。他的饭量是122，早、中、晚餐只能各吃下1、2、2两米饭。食无味，觉无眠，浑身疲惫无力，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百米，有时都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到技术问题解决后才离开基地。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唯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
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因为你们的意见不符合科学规律!”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40多年过去了，胡思得回忆当年的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1992年，在大型画册《院士风采》中题词时，于敏写道：“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科学精神。”这也是他一直信奉的人生格言。
蓝可说，老师总是身体力行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态度。
模拟激光打靶产生X光激光的程序刚刚编好，于敏就要求她把每一行的计算结果都打印出来。
“他用整整两个星期，每天上午或下午到办公室，用计算器把一个个物理量计算出来并一一核对。”在蓝可印象中，老师除了思考，还是思考，全然不顾自己虚弱多病的身体。
如今，于敏的科研生命力依然饱满。
上世纪50年代，尽管信息不够发达，但他每星期都要到图书馆坐上一两天翻阅有关杂志，详细了解国际上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就在半个月前，蓝可刚给老师送去最新的英文版国际最新科研动态。
人赞于敏愈老弥坚，平时不大爱笑的他幽默作答：硬件老化，软件也过期了。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2
于敏、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为人耳熟能详。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脊梁;他们与共和国同行，与时代同行，所拥有的家国情怀和人格魅力深深折服国人。
从“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到“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的袁隆平，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的屠呦呦……这些国之脊梁的科研高度，让人高山仰止，我们可能难以企及他们的专业水准，但他们的精神力量具有磅礴的感染力，能够激励出我们的爱国心、报国志，也能引领我们找到精神家园。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于敏等人所展现出的精神风骨，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的支撑力。比如，于敏甘于“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张富清战功赫赫，却“60多年来，他深藏功名，埋头工作”;黄旭华在无经验、无技术、无条件的环境中牢记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嘱托。那么，又是什么支撑于敏等人砥砺奋进?是信心，是信念，也是信仰。
于敏说过，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人生足矣!这样的精神风范让人动容，也让人共鸣。实际上，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国之脊梁，都有坚不可摧的信仰，也都有润物无声的精神力量。
信仰看似抽象，精神力量看似缥缈，但它们都能让人感受得到，也能激发我们奋发向上。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飞跃，正因为有信心、有信念、有信仰。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应该承认，这些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年建功立业时条件远没有如今优越，遭遇的艰难险阻也不少，但他们“熬”出来了，成就斐然，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精神的力量。这对今天的我们颇具启发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这更需要我们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扬起信念风帆，培厚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就能更好地凝心聚力，敢于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我们就能更好地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也会更清醒地意识到：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会忘记为什么出发。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无论宝贵精神品格还是崇高价值追求，都熔铸了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把榜样的力量转化为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实际行动，我们将走得更坚定从容，我们将更有沛然不可御的文化自信。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3
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同行们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于敏的胃病日益加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那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了些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上级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于敏说，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于敏认为自己这一生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二是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其实，于敏的一生中，应该说有无数次出国的机会，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他都放弃了。
从1961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一直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国门。但是，对这一次出国，于敏至今说起来甚感尴尬，但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让他备受“折磨”，很不好受。
他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是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
在他家客厅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中国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是单位的重要“顾问”，以他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4
“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我们不搞核竞赛，但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于敏
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研制氢弹就摆到了第一位。
其实，于敏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与氢弹结缘，没想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绑得这么紧，一次与钱三强的秘密谈话，让他的人生改变了轨道。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请报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和谈话里，于敏明白了，国家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从此，从事氢弹研究的于敏便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到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中。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又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研制工作初期，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在当时中国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搜集国外相关信息，并依靠自己的勤奋进行艰难的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是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与他们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用来氢弹设计。不过，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员，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设计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带领科技人员总结经验，随即设计又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
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早晨，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上空。8时整，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十几秒钟后，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多年后，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中国脊梁“于敏”简要事迹范文篇5
2015年1月9日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89岁的“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于敏坐着轮椅，缓缓来到主席台中央，接过颁发的荣誉证书。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这一刻，距离罗布泊沙漠腹地一声惊天“雷鸣”——1967年6月17日8时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入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由于保密的原因，他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直到1999年9月18日，于敏才重回公众视野，作为23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代表发言。在这之前，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国产专家一号
“在我这里，除了ABC，其它都是国产的……当然要留学，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来再给国家做点事，但不要到落叶归根时才回来，应该在开花结果的时候就回来。”——于敏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就以各科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他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后来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讲课更强调知识的运用，而他对新知偏偏喜欢寻根探源。他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随后考取研究生，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很快，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这期间，于敏与杨立明教授合著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曾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