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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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事迹（精选篇1）

张卓元，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的公示中介绍，他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在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改革与治理现代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意义的主张。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南都记者获悉，张卓元曾通过高考，同时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录取。出于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他选择进入中山大学，后来在高校院系调整中转入了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卓元参与了我国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被公认为中国“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之一；作为市场经济专家，还多次直接参与了我国经济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制定。他的许多论断，比如“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关键”“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必然取向”等，均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鲜明的一笔。

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事迹（精选篇2）

张卓元，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广东梅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在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改革与治理现代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意义的主张。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将时钟拨回至74年前。那一年，张卓元在梅州中学参加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山大学经济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时录取。出于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张卓元选择入读中山大学，后在高校院系调整中转入了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954年大学毕业后，张卓元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自此开启长达70年的经济研究生涯。

回望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91年秋冬在中南海召开的一系列高级别专家座谈会，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坐标之一——这一系列座谈会，不仅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也为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奠定了基础。

和吴敬琏、林毅夫等知名经济学家一样，张卓元也参与了这一系列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就建立合理的价格结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关系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

张卓元曾向南方日报、南方+记者回忆，座谈会上，与会的大部分专家学者比较支持市场取向改革，大家就这个问题畅所欲言、深入探讨，最终一致认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主要根据是整个经济运行好坏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市场配置资源会比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

在随后的1993年，张卓元参与的文件起草组用了近半年时间，完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一万五六千字的篇幅对市场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之间的配合关系和时间顺序做了细致安排。当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上述《决定》，中国开启大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张卓元先后参加了十几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多数为党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央全会文件，包括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中央文件。他的老朋友吴敬琏为此赠他“玉泉山人”雅号。

“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于像我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接触实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党中央如何作出战略决策、确定发展改革大局的学习机会。”张卓元在一篇自述文章说，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都是在1993年-2013年这20年间产生的。

离开家乡数十年，张卓元谈吐间乡音犹存，对家乡的发展也殊为关心。在此前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采访时，张卓元说，广东的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未来广东要继续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走在前列，不断创造先进经验和做法，当好“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作用。

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事迹（精选篇3）

张卓元出生于1933年7月，是广东省梅县人。在1983年至1998年间，张卓元分别担任过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他曾在22年中十多次参加国家改革路线图设计，在这条道阻且长的路上他丈量着中国改革前进的足迹。

从1993年开始，张卓元曾参加过多次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包括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见证和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重要过程。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张卓元秉持这样一种改革和发展思路：改革要稳中求进，不要企求“一步到位”，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但是，张卓元多次强调，渐进式改革虽然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下推进，但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有些原来积极参与改革的群体，当它有了既得利益并变成改革对象的时候，就容易变成改革的阻力。

张卓元曾忧虑地指出，在改革的新时期应避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坏的”市场经济。不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张卓元表示，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起到了很明显的成效，“坏的”市场经济的倾向已经不太突出。

回过头来看，张卓元认为，2013年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改革进入到了将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深水区，张卓元向澎湃新闻表示，“如果没有顶层的推动，改革将无法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加快了

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是否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可以带动全局的改革？

张卓元：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加快了，有些改革比较明显，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比如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反对逆全球化，加强对开放型经济的建设等等，包括已经开始的针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所以说在对外开放方面进度还是比较快的；其他方面也有进展，例如商事制度的改革，每天都有1.6万户企业开业，2013年大概只有6000多户，这说明，从过去的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还有国有企业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今年年底之前要对69家央企完成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试点等等都有所推进。

价格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大，现在90%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放开了。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体制20%还是由政府控制的，现在97%以上都已经放开了，说明步子迈得很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十八大以后推进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也明确了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体制，将农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流转等分离开来，这样就为土地的流转和一定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金融方面很重要的改革便是这次提出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之外，还要有宏观审慎监管，过去的货币政策只关心通货膨胀，只关心物价，但是资产价格变动并不在货币政策的目标里，后来也有建议把资产价格的变化放到货币政策里面，但又存有争议，双支柱调控体系将很多金融的活动都纳入了管理，包括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还有房地产金融业都纳入调控当中，对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应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去产能成效明显，去杠杆比较难

你怎么看“三去一降一补”（编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完成情况，哪些方面还应持续发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完成得比较顺利，去产能成效比较明显，现在比较难的还是去杠杆和企业高债务问题。去杠杆是比较难的，包括企业债和地方债，再加上个人的消费信贷也发展得很快，也要加强调控。

过去几年来，国企财务软约束的状况又有了恢复，你认为原因何在？

主要是地方政府财务软约束比较明显，而地方政府又是跟国企连在一起的，地方政府的财务软约束，很多通过地方国企，尤其是很多融资平台活动表现出来，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这个跟地方追求GDP的增速有关，因为很多投资通过地方政府来拉动，否则GDP上不去。

你多次提出不应该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GDP增长保持在7%左右将更有利于改革，目前GDP增速已经下降到了7%以下，有国外的学者甚至提出中国经济保持在4%-5%的增速才更有利于债务问题的缓解，从而实现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对经济增速的要求已经没有写在十九大报告里。现在是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发展，过去追求高速增长，现在追求质量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高质量的供给，把GDP淡化了，这是对的，当然GDP也重要，特别是2020年要实现两个翻番（编注：两个翻番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今后两三年6.5%的增速不会有问题，而这也是实现两个翻番的条件，现在看来问题不大。

你怎么看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流失，同时又要保证各个参与主体能够得到期望的符合市场要求的回报，这当中有什么难点或是矛盾吗？

没有矛盾。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然后吸收社会资本进来，现在有比较好的条件对国有资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也有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所竞争。关键在于要保证公开透明，只要不搞暗箱操作，这方面问题并不大，过去的问题主要是不透明，搞暗箱操作。

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到既得利益，需要顶层推动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五年来完成得怎么样？

完成得还可以，但有些硬骨头还是要啃。比如说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没有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展得还不够理想；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和直接融资的比重也不够理想，有待进一步提高。还有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些都是硬骨头，确实不容易啃。

十九大之后有希望进一步推进，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只要中央下决心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强力推进的话当然可以完成。

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历史节点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在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认为近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现在看来，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谓深水区最重要的是触动到了很多既得利益，如果没有顶层的推动，是动不了的。例如，要在今年年底之前69家央企和3200家央企子企业完成股份制的改革，就需要自上至下的推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是1988年颁布的，1993年也已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现在已过去二十多年年了，股份制改革依旧没有完成，现在下达命令，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这个对比很明显就表现出来了。

不是每一个国企都要做好，僵尸企业就该退出市场

在你看来，中共十九大报告有哪些亮点？

报告中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是针对性很强的。过去产权不太受到重视，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做得不够；另一个亮点在于，报告提到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在1999年参加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时，当时大家明确的共识是，全国国有企业二三十万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搞好，应该在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可以看做是对此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每个国有企业都要做好，僵尸企业就应该退出市场，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第三，报告中提到，市场体系方面要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要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也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2016年民营资本固定资产投资断崖式下降，只增长了3.2%，过去都是两位数增长，说明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不够，这次专门提到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前不久还有一个关于保护产权的界定，民营企业合法的财产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还要发扬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民营企业家；再次，强调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过去没有专门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十九大提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质量。目前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2016年占39.2％，虽比过去几年高了不少，但还是偏低。宏观调控方面，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提出将有助于避免金融风险。过去越位的比较多，也有不到位的。

你曾指出，应该警惕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发展成“坏的”市场经济，现在这个趋势还存在吗？

现在这方面已经不太突出了。最主要是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取得很明显的成效，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整个反腐的高压态势还是很强硬的，这方面的危险在降低。

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事迹（精选篇4）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专家，张卓元多次直接参与了我国经济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制定过程，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派”经济学家重要代表人物。

国家荣誉称号张卓元事迹（精选篇5）

我1954年秋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头几年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洋教条的影响，研究工作没有什么进展。1957年底孙冶方到经济所担任所长后，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对现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方法要敢于提出标新立异的观点。他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是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经济所实行双重领导，即既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又由国家计委领导，由国家计委出题目让研究人员做实际问题研究。从此，经济所开启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在这一背景下，我在1961年和1962年两次到浙江省调查，头一次是跟随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到杭嘉湖地区调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产品成本问题；第二次是跟随原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张翼飞到杭州调查农产品成本和价格问题。这两次调查，使我对中国农村实际有了初步的了解。调查回来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关于农产品成本调查和计算的若干方法问题的探讨》，发表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8期；另一篇叫《关于农产品成本计算方法的几个问题》，发表在1962年6月11日的《光明日报》。显然，没有这两次浙江调查，这两篇文章是写不出来的。还有，1961年秋，我还跟随经济所邝日安副所长到上海调查企业经济核算问题，回来后在《经济研究》1961年第11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大学毕业不久，三十岁之前，大体上就能不再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搞规律排队等，而是转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对策建议。这主要是因为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并且自此以后，我一直在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的精神、思想和理论，他是我经济学研究的“领路人”。而激发我学习经济学浓厚兴趣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让我入了迷。当时我正在读高三，高考时我报了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广东商学院的经济系，而后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我放弃了清华大学，选择了后者。

二

改革开放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更加明显、突出。1983年，我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直到1993年的十年间，我的研究重点是我较为熟悉的中国价格改革问题。我同价格研究室的同事一起，到北京市和外地调研，参加国家物价局和中国价格学会（现中国价格协会）组织的有关如何推进价格改革的研讨活动。大家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当时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工作者，都从实际出发，提出自认为是最优的改革方案，希望得到党和政府的采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价格学会很活跃，在会长（先后是国家物价局两任局长刘卓甫和成致平）的组织领导下，几乎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物价部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上百人参加，主要讨论价格改革如何推进的问题。由于大家都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探索，常发生不同意见争论，真正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我和财贸所价格室同事都是参会的积极分子，常提供论文和作大会发言。财贸所价格室主任王振之是学会秘书长，之前供职于全国物价委员会，财贸所价格室有几位研究人员也是从物价部门调来的，这使我们同物价部门有较密切的联系，便于了解许多实际情况，使我们写的论著和改革与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现实针对性，受到有关方面重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当时我们提出的意见和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从理论上阐述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二，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主张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要通过改革行政定价管理体制为市场定价体制，促进价格关系的合理化；第三，价格改革要逐步推进，不能一步到位，先是调整价格，一旦有机会就放开价格，然后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第四，在价格改革过程中，仍需坚持稳定物价或基本稳定物价的方针，为此必须反对通货膨胀，在出现中位及以上通货膨胀时，要先治理通货膨胀，为价格改革迈步创造条件；第五，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必然现象，双轨价差过大主要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造成的，一旦双轨价差缩小至一倍以内，就要不失时机地变双轨制为市场单轨制。

中国经济改革和价格改革的实践证明，以上这些主张和政策建议是站得住的，既不保守，也不过激。由我主编、价格室同事共同撰写的《中国价格模式转换的理论与实践》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荣获中国价格学会主办的1998年首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也佐证了这一点。

三

从1993年-2013年，即我60岁到80岁，我有幸参加了十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每次都在半年以上，最长的一次是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前后历时一年多。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对于像我这样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接触实际、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党中央如何作出战略决策、确定发展改革大局的学习机会。我的许多研究成果和论著都是在这20年间产生的。

2001年秋，我上玉泉山参加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也是经过认真总结浙江省等一些地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而作出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指出，“这几年像浙江、江苏、广东等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2005年春天起，我参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一进玉泉山上我居住的房间，办公桌上已摆好十多本十六开本的资料。记得当时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关于经济情况的介绍，其中特别提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经济连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高消耗还带来高排放高污染。正是根据上述令人不安的情况，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了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但是，此后十年，这一任务未能很好落实，原因主要在于政府改革、财税改革、价格改革等不到位。从价格改革来看，则主要是许多重要资源如水、能源、矿石等价格均由政府控制，长期偏低，还有是高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不收费不治理。从新世纪开始，中国价格改革的重点已转向资源和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改变长期价格偏低的扭曲状态。而在价格形成的理论方面，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价格是在市场交换中形成的，但价格形成没有很好考虑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针对这种情况，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两年后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生动证明了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推动着价格形成理论的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