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

路生梅(女)，作为唯一一名来自基层医院的医务人员，被授予“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下面是关于“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篇1

路生梅，女，汉族，中共党员，1944年1月生，北京市人，陕西省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主任医师。1968年，她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地处西北革命老区的佳县，始终坚定“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理想信念，坚守为贫困地区人民服务50年的承诺。积极推广新法接生、科学育儿、儿童计划免疫，大幅降低当地婴儿死亡率，累计接诊患者超过15万人次。退休后，她坚持定期义诊、治病救人，曾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称号。

1983年，佳县人民医院首设儿科，路生梅成为首任儿科主任。多年来，不是没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大城市，她却从没想过离开。她扎根黄土高原54年，不仅为众多患者解除痛苦，还致力于提升当地医疗水平。

1999年，路生梅退休了，她仍然选择在佳县为患者免费义诊。“国家已经给了我退休工资，我不缺钱，不能再拿另一份钱。”她说。除了在佳县人民医院、佳县中医院轮流坐诊，路生梅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有的病人白天上班，下班才会上门咨询，路大夫也悉心接待。

“退而不休”的路大夫依然是佳县儿科的“定海神针”。“医生们遇上什么棘手的问题，都会找路大夫咨询。有时候遇到疑难杂症，我们还会把病人带到路医生家里去。一方面尽快给病人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也及时学习，路医生从不推辞。”佳县人民医院现任儿科主任武艳说，“老话说见贤思齐，有路医生这样的榜样、这样的老师，我们就有信心，有力量。”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篇2

一大早，78岁的路生梅就在佳县人民医院的诊室中忙碌起来，耐心地问诊，认真开处方，安抚哭闹的患儿，叮嘱家长各种注意事项……尽管已年近八旬，作为一名儿科医生，路生梅每周的三次义诊依然雷打不动。“患者需要我，我身体还很健康，还能继续为他们服务。”她说。因为“被需要”，路生梅在陕北扎下了根，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

1968年，北京姑娘路生梅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从医。佳县位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处，沟壑纵横、环境恶劣。当地医疗条件十分落后，两排墙皮脱落的旧窑洞就是县医院。看到这里群众缺医少药，路生梅许下承诺——“为党工作50年，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

路生梅的专业是儿科学，但是那时的佳县医院没有分科。为了不让患者失望，路生梅在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各种医学知识。白天坐诊、出诊，夜晚在油灯下看书、记笔记成为她生活的常态。

“除了内外科、儿科，我还学会了妇产科、皮肤科技术。不少老乡习惯看中医，我又自学了针灸。”就这样，“准专科医生”变成了“十八般武艺皆通”的全科医生。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篇3

路生梅又要回北京了。这一次，她是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带着陕北人民的期盼和祝愿回家乡。

扎根黄土高坡54载——这个曾经地道的北京姑娘，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县城，从青丝乌发到鬓染霜花，将自己的美好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老区的父老乡亲。偏远小城佳县也成为她命运相系、用心守护的第二故乡。

1968年12月，路生梅24岁。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她，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告别家人，只身踏上远赴陕北的列车。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北京。当她风尘仆仆，终于站在简陋的铁栅门外时却发现，佳县人民医院就是两排破旧的石窑洞。

号称“石头城”的佳县县城，喝的是毛驴驮回的浑浊黄河水，还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瓢;不会生火炉子，晚上只能睡冷炕……望着医院周围的空旷荒野，路生梅不知偷偷哭了多少回。

让路生梅决心留下来的，是两次难忘的出诊。

一次，她赶了1个多小时夜路来到患者家。昏暗的煤油灯下，破旧窑洞里的半边炕上没有席子，脸色苍白、披散头发的产妇坐在土袋子上，孩子已经出生，一名妇女却一直死死揪住产妇的头发，说“产妇‘血迷’(失血性休克)了，揪着头发就不会昏死过去。”另一名妇女拿来黑乎乎的家用剪刀，准备给孩子剪脐带。路生梅急忙抢下剪刀，用自带的消毒器械为孩子断脐、包裹。“老乡们哪里懂得，因不卫生断脐引起的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在那个年代几乎是百分之百。”那一刻，路生梅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里落后的医疗条件和生育观念。

还有一次是在大雪天，路生梅下乡出诊。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十几里的路摔了40多跤。快到村口时又是下坡路，摔怕了的路生梅索性半躺着滑了下去，到患者家时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患者是个得了麻疹肺炎的孩子，这是一种典型的呼吸系统传染疾病，严重肺炎也正是婴幼儿麻疹死亡的罪魁祸首。经过叩诊、人工呼吸、纠正心衰等一系列治疗，孩子的病情终于稳定。路生梅刚松了口气，有村民告诉她，村里还有几个孩子得了同样的病。路生梅果断将患儿集中在一起，阻断了传染源。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篇4

1968年，24岁的北京女孩路生梅大学毕业。她也曾期盼被学校分配到自己实习过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或北京儿童医院。

但当祖国号召医务工作者要“建设大西北、服务大西南”时，路生梅毫不犹豫地向学校递交了“服从分配，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申请书，“我是祖国培养的，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之后，她被分配到佳县人民医院工作。

同年年底，路生梅背着行囊告别亲人，踏上从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时值寒冬，她一路西行，乘火车、搭卡车，坐在穿羊皮袄的老乡中间瑟瑟发抖。连着几日受冻、颠簸，单薄瘦弱的她终于到达佳县县城，成为当地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

一下车，路生梅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3条加起来不过1000米的街道坑坑洼洼。所谓的“佳县人民医院”，竟然是两孔墙皮脱落的破旧窑洞，周围空旷的荒野中零星散落着几座坟头。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篇5

路生梅，1944年生，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退休医生。她扎根黄土高原54年，创办了佳县第一个独立的、正规的儿科，用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践行诺言，仅退休后义诊患者就达10多万人次。

从北京到黄土高原。路生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1968年，24岁的她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儿科专业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黄土高原深处的陕北小城——榆林市佳县，成为当时榆林地区唯一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

“县医院是两孔破窑洞，周围的荒野遍布坟头。喝的是黄河水，而且每人每天只给一瓢。睡的是土炕，还要忍受虱虫叮咬。”路生梅回忆道。当地的医疗条件简陋落后，她被贫困群众缺医少药、饱受病痛折磨的生活现状深深刺痛，于是坚持多年无偿义诊。“这里是最艰苦的地方，也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天地。”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篇6

谈起1968年的那个冬天，路生梅脑中立刻响起了火车呜呜鸣笛的声响。这是24岁的路生梅第一次离开北京，对于黄土高原上医疗条件十分艰苦的小县城，路生梅只能凭借想象。火车行至西安，再转乘到铜川，往后就没有铁路线了。到佳县只能坐露天大卡车，车厢里肩贴着肩，挤满了赶路的人。土路颠簸，往车尾望去，一路都是飞扬的黄色尘土。尘土外是光秃秃的山和树，那一刻，她恍惚间有奔赴“战场”的感觉。

同事们对路生梅的第一印象是“小”，身形长得又瘦又小，年纪也小。路生梅对当地的第一印象，是“苦”。

医院是几排窑洞，医生不足40名。放射科只有一台x光机，只能做上下耳道和胸部透视;化验室只能做血常规和妊娠试验。试验是把妇女的尿液注入雌蛙的后腿，雌蛙在几小时后排卵，说明有喜。医院里没有试验青蛙，路生梅和化验室的大夫就跑到田间地头里抓。病人情况复杂，医生数量又少，每个人都得样样精通，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互相学，还得学护士扎针。为了精进技术，他们用彼此的手臂练习扎针，每个人手上都有好几个窟窿眼。

接诊的患者是北京见不到的类型：三十多岁的男人因空洞型肺结核导致了重度咯血，空洞紧紧贴着大血管，肺腔一振，血就积了一整盆;三度营养不良的娃娃，脊柱小，一层薄薄的皮紧紧包着骨头，脱水脱得血管都是瘪的;甚至有胎传梅毒、新生儿破伤风……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往往是因为“拖”和“熬”，而“拖”不仅是因为医生不够，医疗不够，更是健康的意识不够。

“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个人事迹篇7

在陕北的辽阔土地上，风沙漫卷，一个坚定的誓言在荒凉的空气中回响：“永不抛下你。”这是1981年，北京大学生路生梅对她的丈夫，一个陕北汉子高正胜的承诺。

这个承诺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一份对生活的坚持和对未来的期许。

在医疗资源匮乏的佳县，她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实现自己的医疗梦想?她与高正胜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这一切的开始，都要追溯到他们不同寻常的相遇和结合。

1970年，北京来的女大学生路生梅与卫校毕业的男护士高正胜在众人的疑惑和不理解中结为了夫妻。

他们的婚礼简朴而温馨，缺乏常规的繁华和喧嚣，反映出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朴实无华的期待。

尽管他们俩对这份结合充满了信心和期望，但周遭的人们，包括高正胜的母亲，对这段跨越地域和背景的婚姻持保留态度。

母亲的眼神中流露出担忧和不安，这种情绪在家庭中形成了一股难以言说的冰冷气氛。

高正胜和路生梅的婚姻生活开始了，两人共同面对着来自生活的种种挑战。

高正胜在当地的卫生院工作，而路生梅则因为她的学历和背景，在当地找到一份医疗工作，尽管职位并不高。

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两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地为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努力。

高正胜的母亲初时对儿媳妇的到来感到不适应，常有言语间的疏离和冷漠。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1971年，当路生梅在绥德顺利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健康活泼的男婴时，家庭内部的氛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

孩子的到来像是一股温暖的春风，逐渐融化了冰冷的家庭氛围。高正胜的母亲在孙子的啼哭和笑声中找到了新的快乐和希望，她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曾经让她心存芥蒂的儿媳，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