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事迹，肯定对各类事迹都很熟悉吧，既然这样，那么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有哪些？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供大家参考！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篇1）

“我愿以身许国”，这在上个世纪中叶，是很寻常的一句口号。

为祖国奉献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王淦昌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共和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无论做什么样的估计都不过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们将不懂现代科学的中华民族带向了科学发展的道路。1961年 4月 1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地来到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副部长刘杰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

王淦昌没有犹豫，当即回答：“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里迸发出来的，他从此隐姓埋名“失踪”了17年。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他被国家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篇2）

大学期间，王淦昌目睹了西方列强对祖国的凌辱，深感政府的软弱无能，甚至连身边的同窗都相继惨遭杀戮，他为此愤慨不已。老师叶企孙激动地告诉他：“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这句话，王淦昌记了一辈子，也用尽自己的一生去践行它。

作为清华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王淦昌考取了江苏省官办留学生，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师从物理学家迈特纳女士。迈特纳是世界核物理学的先驱，也是20世纪实验物理学三大女杰之一。

在德国柏林大学，王淦昌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并展示出非凡的科学见解和宽阔的实验思路。他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深得导师迈特纳赏识。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篇3）

回国后，王淦昌在山东大学任教，后受竺可桢校长邀请，到浙江大学教授近代物理课程。29岁的王淦昌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是当时浙大最年轻的教授，他常常被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为“娃娃教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我国教育、科研也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国内很多大学因为战争被迫迁移校址。1938年9月，浙江大学开始了长达1000多公里的西迁。西迁之路漫长、难行，加之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条件异常艰苦，但师生们从未放弃，一边辗转跋涉，一边坚持教学。

遵义东边75公里处的小县城——湄潭，教学条件极其有限，没有教室，师生们就借用城里的文庙做教室，在城外搭草棚当教室;没有桌椅，学生们就站着听课，大家常常在肩膀上挂块木板作为支撑来记录笔记。但是无论条件再艰苦，大家也从未放弃，中国的教育也从未停止。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篇4）

在核武器研制告一段落后，王淦昌没有闲下来。他把自己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为民用核工业奔走呼吁。彼时，核工业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尚不广泛，人们普遍对核有着一定的恐惧心理。王淦昌大胆指出：“核确有一定的危害性，但完全可以控制。火与电，不也能够造成伤亡事故吗?只要使用得当，控制得好，核能是有益无害的。”作为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在王淦昌的领导下，中国核学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核科普工作。1983年，全国首届核科学技术应用展览会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多位国家领导人前往参观。这次大规模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应用展览先后持续了4年，在全国10多个省市和香港地区共巡回展出了12次，接待观众达50万人次，较系统地介绍了核科学技术在各领域应用的成果，并向公众普及了核能的和平利用前景及安全常识，为核电等核能的综合利用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尤其是该展览在香港举办时，大亚湾核电站正在筹建中，香港市民受到此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十分紧张。为了消除民众恐慌心理，专家组和展览团编印、散发了大量的核电科普资料，举行了多场报告会、专家座谈会和科普讲座，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反核情绪。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篇5）

1907年，王淦昌院士出生于江苏常熟，家中生活还算富裕，父母都是医生，可幸福的生活在他的13岁那年悄然离去，父母双双因病去世，他只能投靠乡下的外婆。

每天靠着给地主放羊为生，每天勉强糊口度日，挫折和磨难只为让他以后能够有更大的发展，尽管乡下生活非常艰苦，但王淦昌并没有丢下书本，反而更加努力学习，希望能让外婆过上好日子。

他平常努力学习，干活时也更加卖力，攒钱只为j继续学业，出人头地，最后他在外婆的帮助下，1925年他考上自己的梦想的大学，在学校时学习时为了自己的爱国梦，他更加努力学习。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篇6）

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在科学界整整消失了17年。在这17年里，王淦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王京。家里和他通信就是用这个名字，地址则是某某信箱，什么单位都不知道。他的妻子无奈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爸爸调到信箱里去工作了。

作为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王淦昌主管实验研究。他是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同时，更重要的，他也是这个英雄群体的科学组织者和指导者之一。他与有关领导一起指挥千军万马，进行攻克国防尖端科学难关的大会战，夜以继日地实验攻坚，寻找打开原子弹秘密的“金钥匙”。

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开始，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没有试验场地，是借用解放军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了靶场，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插雷管，直到最后参加实验。一阵阵“轰”“轰”的爆破声，震撼着古老的长城，一年中，他们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到1962年底，他们基本上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

一年后，他又带领一大批无名英雄来到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进行等比例缩小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1963年春天，王淦昌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科研人员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忍受着头晕目眩、不思饮食等高原反应，在食品、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奇缺的情况下，吃着青稞面和蒸不熟的馒头，豪情满怀地为研制“争气弹”拼搏。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个人事迹（篇7）

王淦昌先生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4月回国，同年7月受聘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知名教授，又因为他长得一副娃娃脸，有些老教授都戏称他为“娃娃教授”。他一直活跃在物理发展前沿，造诣很高，备受大家敬重。王淦昌先生来校后提倡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重视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论做实验，还是上课，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己去解决问题。由于王淦昌先生讲课活，深受学生喜爱，因而除本系学生外，还吸引了大批外系学生找王老师请教问题。

一次，一位学生向王老师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难以解释的光学现象，请他指点。王先生先是一言不发，弯下腰用手提起他的蓝色长衫的一个襟角，往长衫上甩了一些水，然后双手提高长衫的两个襟角，对着窗外的天空，让那位提问的学生在后面往外看，接着问那位学生：“明白了吗?回去想想再来讨论。 ”

学生问的这个问题，说不上是个难题——衣服湿了为啥颜色会变深呢?看着王淦昌先生的神情，当时旁观的学生进入了深深思考，最后终于明白过来。有的学生还在脑子里闪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