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中的“烈士故事”优秀事迹

上海解放英烈事迹有哪些？回望他们的丰功伟绩，传承岁月不改的初心，践行一以贯之的使命。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关于上海解放中的“烈士故事”优秀事迹(5篇)的内容，欢迎阅读，内容仅供参考!

上海解放中的“烈士故事”优秀事迹篇1

虞键积极从事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活动。他先后担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主任委员，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他和农工民主党的统战部门密切合作，印刷了《拓荒》丛书、《行动》手册、毛泽东《五四运动的方向》等大量革命进步书籍文章，传播了先进的革命理论思想，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发展了地下青年团组织，发展了大量团员加入，为党组织壮大了后备革命队伍。

虞键和同志们精细慎重地策划每一次策反行动，他们认真研究、仔细讨论、精密策划、协调配合、积极执行。他为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虞键和申葆文(曾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主委)、复旦大学严北溟教授一道，配合万云(农工民主党华东局委员)做国民党联勤总部被服厂少将厂长周济文的工作，说服他拒绝执行上级把机器运往台湾的命令。他还派边美棠返回诸暨，专做诸暨县长张勤生的工作，敦促张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同时他还委托严北溟、夏高阳等人做东阳县长祝更生的开导工作，促其早日起义，终于获得成功。虞键又配合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党部章师明等，做国民党江防司令部江阴炮台军官吴钟奇的策反工作，促其在大军过江时阵前起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让出通途，并获成功。虞键还派倪伟思去南京做国民党军统特务关垕坤的工作，敦促其弃暗投明。关垕坤主动交出了敌特名单、敌台呼号及发报机等，由虞键立即送给中共华东局领导人。虞键还派任建树去东阳搞策反工作，派程可超到常州当地搞策反工作，但由于虞键的不幸被捕，与他们的联络遂告中断。

1949年4月5日，虞键与曾伟、刘启纶、申葆文、倪伟思在四川北路农民银行宿舍与国民党南京某舰队人员协谈起义行动。正当此次策反活动取得积极进展时，虞键在溧阳路口被特务逮捕，5月21月于闸北区宋公园(今闸北公园)英勇就义。

上海解放中的“烈士故事”优秀事迹篇2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粤南人民武装扫荡。曾伟被迫转移至香港，从事文化新闻事业，担任《人民报》及《中华论坛丛刊》编辑。他同时担任农工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局委员。他参加筹建港九民盟组织，并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兼港九支部委员会副主任.

曾伟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享有很高的威望。在香港和九龙举行的多次大型纪念会和庆祝会上，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纪念冼星海歌咏大会等，曾伟都作为主持或主要报告人。他那英俊的外表，炯炯有神的目光，激情四射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善于辞令，极富演讲天才，对问题的分析精辟入里，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富有表现力的表情，像磁石般吸引着群众，会场里或鸦雀无声，或掌声雷动，群众的情绪汹涌澎湃。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投身到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1947年底以后，农工民主党及上海民盟转入地下活动，曾伟担任策反蒋方军政人员的具体工作，经常深入基层工作。他对学习也不放松，与同志互相鼓励，学习马列主义。1947年，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他代表港九支部列席会议，并在会上汇报工作。后因反动派当局追捕，上海无法安身，他又重返香港。

曾伟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积极配合中共进行策反国民党军队的工作。1947年上半年，中共党员伍旭得知曾伟在上海进行爱国民主活动后，立刻和曾伟取得了联系。中共华东局派遣伍旭到驻扎在沂蒙地区的六十五军去策动蒋军起义，曾伟和伍旭密切配合。曾伟多次与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副军长李明交流，劝他们认清形势，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投向人民。后来，六十五军在四川武装起义。曾伟还要求六十五军炮兵营长吴应朝利用参加国民党陆军大学特别班(重庆)的机会广泛结交高级军官，拨给他活动经费，交代联系方式，长期指导，介绍他与当地组织联系。吴应朝在重庆、成都军界同学中进行联系和宣传，并与欧震等将领一起在陆军大学形成一股向往进步的力量，在解放军进军西南时，争取了罗广文兵团、辎汽三团以及川军的一些部队参加起义。

1949年3月29日，在上海组织方面函电相催下，曾伟由香港转广州飞上海。4月5日，他和刘启纶来沪与曾伟、虞键、申葆文等华东局领导人在山阴路恒盛里47号研究策动芜湖、太湖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一事，会后在路上和虞键边走边谈，商量工作，不幸被国民党军警抓获。在这危难时刻，他们立即向走在前面的同志发出信号，使他们得以脱身。

曾伟被捕后，立即销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保全了上海、广东等地的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强不屈，神态自若，在狱中读书、唱歌，安慰、鼓励狱友同志坚持斗争。他还通过墙隙安慰一位民主党派的老同志，说：“我们牺牲了，后面还有许多人会接着来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他还设法托人传递过两次讯息出来慰问家人，让家中老少不要为他担忧。5月21日，曾伟和虞键、刘启纶等人一起被押往宋公园(今闸北公园)刑场，壮烈牺牲。

在工作岗位上、在战场上，甚至在刑场上，曾伟始终坚持进步，追求真理，为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正如曾伟自己所说：“希望我的政治生活向前发展，为中国人民利益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我愿不怕困难与牺牲，奋斗到底。”他以一生的奋斗践行了誓言。

上海解放中的“烈士故事”优秀事迹篇3

钱凤歧(1909-1949)，河北间县人。1931年考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当巡捕。1944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警同仁会”，同年年底加入共产党，长期在伪警察系统进行秘密工作。

1947年9月钱凤歧从江宁分局调到普陀路警察分局工作，担任该局中共地下支部书记。他爱好唱戏，常以拉胡琴、唱京戏为名，把警员吸引到自己的宿舍来。每当兴尽人散之前，他就趁机宣传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述说国民党在前方的惨败，暗示大家：“长江天堑不可靠，大上海也保不住。”他有时还在警察中秘密传阅进步刊物，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悟。为迎接上海解放，他用各种方法宣传我军胜利的消息，还根据“警委”的意图，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搜集、积累情报资料上报组织。他和刘家栋成为战友后，两人一直积极地领导伪警察系统的秘密斗争。

解放战争隆隆炮声逼近上海时，敌占区内我地下党和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斗争愈加尖锐。为摧毁敌人出逃前“捕杀”“破坏”的行动计划，“警委”布置所有党员利用警察职业的有利条件，全面发动情报攻势，以其第二条战线的特殊作用，与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

根据支部布置，钱文湘迅速把敌人的阴谋告知他所联系的党员和外围同志，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搞暗杀、抓人。在严峻的白色恐怖时刻，他无所畏惧地告诫同志们：“共产党是抓不完、杀不尽的。”为了筹集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经费，他把从微薄的薪金中节省下来的钱所买的二匹白布交给组织，表现了对党，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

一天，他在杨树浦分局巧取了一支马牌手枪和十四发子弹交给党组织。这样的莽撞行为，组织上是不允许的，这样做也有很大的危险性，但他对党组织说：“多一支枪就多一份力量，在必要时，我们就可以同敌人作殊死搏斗派用场。”

1949年5月13日下午3时左右，我党“华中工委”派驻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组织“华中联络站”被策反对象出卖吿密后，由警察总局刑警处二科科长甘觉亲自带领特务，逮捕了“华中联络站”负责人徐海峰、邹锡瑾，以及地下党员方干卿、方云卿等家属共七人。当天晚上10时许，分局长沈德亨和一股股长丁景鸿即以外出“查勤”为名，将正在拘留所值夜班的钱凤歧首先逮捕，继而又拘捕了刘家栋。与此同时，杨浦分局的钱文湘和蒋志毅也落入敌人魔爪。

钱文湘被捕前仍非常沉着，只是嘱托一位同伴日后将宿舍里自己的一双长筒套鞋和一件雨衣转交给妻子，便昂然走向路边的吉普车。

毛森抓到这四名“赤色分子”，如获至宝，立即命警察局的特务们严加审讯，并亲自到审讯室，一心想从这四人身上打开缺口，把警察中的进步力量一网打尽。特务们使出浑身解数，对四个“囚徒”又是利诱，又是威胁，但“囚徒”们个个守口如瓶，敌人的希望成了幻想，就又搬出了法西斯特务的一整套“看家本领”：从棍打鞭抽到电烙、灌辣椒水，甚至残忍地用针插进“囚徒”的指甲下。

上海解放中的“烈士故事”优秀事迹篇4

刘家栋(1910-1949)，1910年生于江苏泗阳县，他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正直、热情，喜爱学习。19岁到上海，开始拉板车、洗电车、当苦力，1929年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当华捕。1941年1月，刘家栋由“警委”书记邵健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1943年上海沦陷期间，当他得知新四军干部杨干到上海购买油印机、打字机、油墨及报刊等宣传用品，被日伪保长发觉的消息后，毅然将杨干及时转移到自己家中，隐藏于阁楼上。以后杨干来沪多次都住在刘家，刘不仅以警察身份加以掩护，提供食宿方便，将杨所购买的物资放在自己家里，还设法帮杨将购买的物资运往苏北解放区，使杨顺利地完成任务。

抗战胜利后，1947年，国民党政府当局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在全市实行警管区制，刘家栋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警员训练班，考核后改为警员，9月又回到了普陀警察分局从事地下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在伪警察系统内团结进步警察与敌特斗争，掩护进步刊物在群众中的发行。他还鼓舞了不少青年后辈接受了革命教育，加入了共产党。

1949年，国民党濒临灭亡前夕，更加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严令查禁和没收进步书刊，并派遣大批特务到处探听和监视。普陀警察分局局长经常派特务和他一起去报摊搜查中共主编的或民主人士编辑出版的《群众》《新华日报》《民主》《文萃》《周报》《时代》等进步书刊。为了反对查禁，刘家栋在险恶的环境中，利用合法身份，千方百计阻挠执行当局的命令，暗中保护文化系统的地下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事先设法向在静安寺摆书报摊的地下党员张志坚传递消息，由张及时转告其他报摊。在搜查时，他采取敷衍，应付公事的办法，暗中保护卖进步书刊的书摊。

上海解放中的“烈士故事”优秀事迹篇5

蒋志毅(1920～1949)，又名蒋跃庭，原籍浙江吴兴县南浔镇，1920年4月11日生于浙江杭州。蒋志毅幼年丧母，父母常遭失业之苦，以小贩为生，家境贫寒，生活清苦。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在当地警察局当雇员，以后又考入上海市警察局警员训练所学习，结业后分配在杨树浦警察分局当警员。在杨树浦分局当警员时，因受到革命教育，于1949年初参加了我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互保立功委员会”。

1949年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共警察系统委员会从电台收听到后，立即翻印2000多份;另外又附上一封警告敌人的信。钱文湘、蒋志毅等接受了寄发信件的任务，即按他们平时搜集的住址，准确迅速地把《布告》和警告信寄到反动警官和特务分子的家里，敦促他们认清形势，起义反正，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这一攻心战术，对争取多数旧警员，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上海警察总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曾专门发了训令，要限期破案，挖出隐藏在内部的共产党员来。一方面布置心腹在内部严密侦查，一方面软硬兼施，逐渐把疑点集中到钱文湘、蒋志毅、钱凤歧、刘家栋四人身上。5月13晚，四人同时被捕，押往总局刑二科。在一个星期之内，敌人对他们审讯了几十次，动用了各种各样的刑具，结果是一无所得。5月20日，他们被蒙住眼睛，塞住嘴巴，拖上警车，一直被送到宋公园秘密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