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
于敏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于敏事迹大家知道有哪些吗?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精选8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1】
于敏,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89岁,核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2】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3】
于敏带着他的团队,就利用这5%的运算时间,甚至把算盘、计算尺这些原始工具都用上。于敏把自己埋在数以万计的演算纸、运算纸带里,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他以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逐渐理出头绪找到关键!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形的基本完整方案。1967年6月17日,一架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了一个降落伞,氢弹试验正式开始。大漠上空同时升起两个太阳,蘑菇云随之拔地而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三公里、重约五十四吨的火车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93岁高龄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是科研单位的重要“顾问”,他以平生所学,还继续在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发光发热!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于敏,从意气风发到白发苍苍,一个绝密28年的名字,一辈子心甘情愿为国家、为人民保驾护航的民族脊梁!“愿将一生献宏谋”,于敏,兑现了他对祖国的诺言!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4】
如果说赤诚是他的底色,那么奉献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条。于敏在动荡的岁月里,坚守着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出国留学就已磨砺出锐利的锋芒。只因国家的一句嘱托,便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科研事业。他在漫长的岁月隐姓埋名,甘当沉默的砥柱,只有青山为证,江海为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于敏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护国核盾,更有强健人生的心灵铠甲。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用同样能量的一块煤和一块炸药来做个烤肉,煤可以点个小火把肉烤熟,而炸药只能把肉炸飞,因为煤的能量是缓慢释放的,而炸药的能量是瞬间释放的。点燃氘化锂发生热核聚变就好比要烤肉,原子弹就是炸药,氘化锂就是要烤的肉,如果用爆炸冲击波来传输能量,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肉在被烤熟之前就已经被炸飞了…
于敏认为必须用光辐射来传递能量,原子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速度是340米/秒,而产生的光辐射的速度是30万千米/秒,两者相差6个数量级,就是这6个数量级的时间差,如果通过巧妙的设计将光辐射聚焦就可以在冲击波到来之前先把肉烤熟,然后再随着冲击波的到来一齐飞散,叠加在一起释放能量,这也被称作放光模型。当所有人都认为放光模型就是可能的氢弹构型的时候,于敏又是只用笔和草稿纸就把这个方案直接击碎,原因就是于敏证明了氘化锂中的核外电子会把放光能量全部吃掉,能量无法被用作聚变。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5】
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于敏所在的轻核理论小组整体加入九院理论部,从预先研究的闲棋冷子瞬间变成了炙手可热的主力队员。一时间理论部群英荟萃猛将云集。
为尽快突破氢弹原理,主管理论部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院士将科研人员按照不同的技术路线分为三个小组,分别由于敏、黄祖洽和周光召领衔。于敏小组一开始提出的“放光模型”和黄祖洽小组提出的“挡光模型”都被证明不可行,理论部的一位科学家感叹说“这光挡也挡不住,放也放不出”。周光召小组则陷入冲击波聚焦传输能量的泥潭…研究处处碰壁,几乎无法继续进行。没办法只能大鸣大放,不管是谁,每天都要提出一个点子,有的科研人员说家乡的东北小扁锅烧开水大锅不开小锅开,都拿出来当理论模型……
此时,高层对于能否研制出氢弹心里也完全没底,不得已根据形势需要,把主要任务转变为尽快研制出一颗一吨重100万吨爆炸当量中心加入聚变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被称为1100计划。由于当时中科院只有一台计算机,无奈之下于敏小组于1965年9月远赴位于上海嘉定的华东计算所,那里拥有全中国另外一台电子计算机,由此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百日会战”。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6】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转年,____在听取汇报时提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立即要求有关部门作出全面规划。
于敏就是在这个时候率队加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九所)的,与主任邓稼先和副主任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周毓麟、江泽培、何泽慧,共同被称为理论部“八大主任”。
杜祥琬于1965年3月到理论部报到,那年27岁,是理论部里的小字辈。
他说:“当时,我们不分领导职务大小,一律以‘老’‘小’相称。邓稼先、周光召、于敏叫老邓、老周、老于,我是小杜。大家常常在一起开‘鸣放会’,不管老小,谁有想法,都可以到黑板上去画,去说。从不同的意见中发现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理论部聚集了全国的顶尖高手,但天才并不等于天然成功。
一条条途径、一个个方案被提出来,经过仔细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个个被否定了,“山穷水复疑无路”是于敏等人当时常有的感觉。
”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7】
1965 年9 月,理论部决定由于敏副主任率领13 研究室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到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出差,利用该所的J501 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 万次),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邓稼先主任要求去上海出差的人员在国庆节前赶到上海,以便利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国庆节假日期间空出的全部机时,集中突击。4 个组的科研人员和为数不多的科研辅助人员共50 多人参加此次任务。
9 月27 日,队伍抵达上海。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那时的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一碰到机器跳动,算出来的结果就不对,就会前功尽弃,浪费很多机时。解决的办法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计算结果存在计算机的磁鼓里,一旦机器跳动,就把存在磁鼓里的前一时刻的计算结果取出来作为初始条件由计算机重新计算,叫做“取鼓重做”,用这个办法来减少机时损失。但这样一来,机器就离不开人,机器24 小时工作,人也要在一旁睁大眼睛,看着纸带上打印出来的计算结果。那时物理工作者与数学工作者混合编组,一起到计算机房算题,数学工作者负责把磁带里的程序输送到机器里,并时刻关注程序的运行情况,物理工作者则负责监视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计算结果是否合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于敏在计算机房和宿舍里,埋头于输出纸带卷中仔细分析计算结果。他从众多的计算模型中挑出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于敏发现在加强型原子弹中,聚变材料虽然能起到加强原子弹威力的作用,但对于加强弹中聚变材料自持燃烧,这种加强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这不是个量变到质变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技术途径不对”。
于敏科学研究事迹故事【篇8】
1926年夏天,河北宁河县(今天津宁河区)芦台镇的一个普通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于敏。彼时正值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于敏的父亲是当地财政局的一位小职员,工资微薄,于家生活十分困难。尽管家境贫寒,父母依然坚持送于敏去读书。
少年时代的于敏性格内敛,喜欢沉浸在史书当中,被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杨家将和岳飞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12岁那年,日军进入天津,在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后,少年于敏暗暗立誓——自己不像古代将领能上战场杀敌,唯有刻苦学习,才能用所学知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上中学后,于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临近高中毕业,于父突然失业,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原本就勉强度日的家庭雪上加霜,再无力承担于敏大学的学费。幸运的是,同窗好友陈克潜的父亲出于爱才之心,为于敏申请了资助。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18岁的于敏被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录取。他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如鱼得水,在一次极难的代数考试中,数学系的平均成绩不满20分,他的试卷却是满分,可谓天才中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