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名人事迹故事材料

胡先骕是继钟观光之后，在中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植物资源的工作者。胡先骕事迹大家想了解哪些？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2024胡先骕名人事迹故事材料通用8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需要带来力所能及的有效帮助。

胡先骕名人事迹故事材料篇1

在胡先骕看来，“李森科 ‘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 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的力量支持，一时颇为风行。” 紧接着胡先骕列举了许多 “不可思议” 的现象：“便有若干植物学工作者发表论文来支持他的学说;报道黑麦 ‘产生’ 燕麦，橡胶草 ‘产生’ 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 ‘产生’ 赤杨，鹅耳枥 ‘产生’ 榛，松 ‘产生’ 枞，甚至向日葵 ‘产生’ 寄生植物列当。”

胡先骕继续总结道：“但不久即引起了苏联植物学界广泛的批评。自1952至1954年各项专业的植物学家先后发表了成百篇的专门论文，对于李森科的学说作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大部分否定了他的论点。苏联 ‘植物学期刊’ 编辑部根据这大量论文所提供的资料与论据，发表了一篇 ‘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认为…… ‘他们进行实验的方法的水平很低，研究的不够精确和不足为据’。这论文还指出了李森科的新学说对于动植物选种，农业工作者与杂草作斗争，开垦草原地，植物学，资源学，森林学，苔原学，地层学各种科学实践都有害处，因之须予以根本的否认。”

胡先骕在文章的末尾直言道：“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视。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

胡先骕特地补充的这篇 “介绍” 文字，其实 “非常地不合时宜”。因为早在两年前，打着 “米丘林学说” 旗号的所谓 “李森科新见解”，就已经在中国科学界取得了 “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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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多次谈到：“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仅英国E.H.威尔逊(Wilson)一个人，本世纪初在我国湖北、四川、贵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号植物标本，约有5000种，并把1500种植物果木运回到美国和英国……这怎不叫我们痛心!”面对中国植物学研究领域的一穷二白，胡先骕以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通过深入研究和整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种子植物属志》，为国内急需的植物鉴定标本，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开始了中国分类植物学的奠基之路。

他先后数次策划组织了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采集，采集范围覆盖了近半个中国，采集标本十多万余件，这是中国植物采集史的里程碑。

1921年，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共同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生物系——东南大学生物系。

1922年，他与秉志等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1923年，他与邹秉文、钱崇澍合作编写了我国首部编著的大学教材《高等植物学》，成为国内各大学生物系大学生的主要教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8年，他与秉志在北平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0年，他资助秦仁昌从欧洲各大标本馆拍摄了18337幅中国植物标本照片，使“中国植物学家不必再依靠西方人就可以鉴定自己的植物了!”

1933年，他在重庆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次年发行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

1934年，他在江西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我国第一个用于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大型的、正规的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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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天赋异禀。1905年，他奉母命参加科举考试的府试，虽然只有12岁，但是答卷流利，功底深厚，可当天恰逢下雨，在交卷时不慎滑落，泥水污染了卷面。后来江西学政沈曾植看了被泥水污染的卷子后，觉得胡先啸确实有才，但其他考官觉得卷子污染的太过严重，最终还是没有录取他。对于胡先啸来说，没有被录取非常遗憾，但此次考试让沈曾植记住了他。沈曾植是那个时代有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能受到沈曾植的赏识，足证胡先啸的文史功底之扎实。

不负父母之培育、亲朋之厚望，1912年秋，胡先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在外留学的这几年，可谓胡先生青年成长的黄金阶段，良好的现代自然科学教育，不仅铸就了他扎实的生物理论基础，更令他认识到中国生物领域发展的不足，坚定了他归来报国的决心。

在讲学时期，胡先骕先生屡屡谈及人生，曾深情道：“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艰难曲折、急流险滩，企图一世平安顺利，那是不现实的幻想;问题是要学会对付困境逆境，顺其自然，泰然处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生物专业还有许多的空白领域亟待探索，被区区一场考试吓跑、被小小一个课题难倒，这些绝不该是青年生科人的状态。吾辈新一代生科人应当紧随胡先骕等优秀前辈的步伐，无愧于学术，无悔于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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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耀眼科学成就的同时，胡先骕还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也是他与同时代科学家最大的不同之处。清末民初时，面对现代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明的碰撞，胡先骕这一代青年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类是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革新;另一类是以胡先骕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内在的价值，应该通过改良使之与现代社会和科学相适应。1921年，胡先骕与刘伯明、吴宓、梅光迪创办了《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文学批评文章，形成了维护传统文化的“学衡派”思潮。胡先骕这个时期撰写的一批文学批评文章，一改中国传统文论的风格，被认为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先河，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胡先骕是中国古体诗歌的热烈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一生写古体诗词，成为民国诗坛的重要人物。作家汤海若认为：“胡先骕的文学作品，在整个民国文坛都可以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诗后来由钱锺书编辑为《忏庵诗稿》。他还将传统文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创作了多篇科学题材的古体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科学长诗《水杉歌》。《水杉歌》描写古代地球板块的迁移，讲述古老物种的灭绝以及今日水杉的重新繁盛，兼具文学性和科学性，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科学完美结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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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胡先骕研究认为，至第四纪，世界各地水杉大都灭绝，但在我国境内有少数水杉躲过了浩劫，原因是亚洲的冰川多为山地冰川，多分布在高山及其附近一带，从而留下了一些无冰处，成为部分植物的“避难所”。在川鄂交界处发现的水杉，就是因“躲”在山沟里得以存活下来，并成为旷世奇珍。

1948年5月15日，胡先骕、郑万钧联合发表论文《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对水杉进行了正式描述和命名。从此，植物分类学中有了“水杉科水杉属水杉种”。对此，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唐明解释称：“在1948年之前并没有‘水杉’这一中文名称，国内外所有新闻报道和文献资料都以‘Metasequoia Miki’命名水杉植物化石属，直到胡先骕鉴定该植物并未绝迹，并发表论文确定其植物学名为‘Metasequoia Hu & W.C. Cheng’。胡先骕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磨刀溪的关注，因当地百姓对‘神树’的叫法与‘水杉’读音相近，所以‘水杉’这一名称逐渐被众人知晓，并沿用至今。”

这一“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命名，引起世界各国植物学家的重视，他们纷纷将其引入自己的著述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古植物学家钱耐甚至专程来中国，对水杉进行实地考察。

为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在胡先骕的主持下，1947年12月，水杉种子被分别寄给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丹麦哥本哈根植物园等地。1948年，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并被大面积种植。此后，曾经像大熊猫一样全球罕见的珍稀植物水杉，先后被引种到50多个国家、170多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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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胡先骕继续勤奋工作在科研岗位，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甚丰。

胡先骕(1894-1968)先生早年两次留学美国，二十四岁任教授，是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学重要奠基人之一，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一生共发表论文一百五十余篇，出版书籍近二十册，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人才，他和郑万钧共同发表的水杉论文，曾轰动全世界，是近代植物学界重大发现之一。这位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的先驱者，安息在庐山植物园松柏林间，他一生对中国植物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将永载史册。

胡先骕是继北京大学钟观光教授之后，第二个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学者。1919年秋，胡先骕首先从浙江开始，辗转华东大片地区，采集植物标本。1922年，中国科学社成立生物科学研究所，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随即，他又派员至东南各省及四川采集标本。广泛的考察和采集，使胡先骕积累了大量植物标本，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胡先骊先后发表《浙江植物名录》、《浙江菌类采集杂记》、《江西菌类采集杂记》、《东南诸省森林植物之特点》等一系列论文。1923-1925年，年届而立的胡先骕再度赴美深造，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中国植物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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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生所开展生物资源的调查和采集工作，进行分类学研究。1930年代，静生所取得丰富的成果，胡先骕当选中国植物学会会长。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评议会，他当选为评议员。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先骕留在北平，潜心科学研究，坚决拒绝担任伪职。据他的儿媳符式佳回忆，1939年他曾经偷偷去过重庆，然后潜返北平。第二年2月他又离开北平，再次到重庆开会。由于他的言行已经引起日伪的注意，因此他只好去了昆明，主持他创办的农林所。符式佳说，初到昆明，胡先骕住在挚友任鸿隽家，她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公爹。当年7月，胡先骕为大儿子和符式佳主持订婚仪式。9月，教育部任命他担任中正大学校长，他便离开昆明去江西泰和赴任。

中正大学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建议成立的。蒋介石拨出200万元作为创办经费。当时江西省会城市南昌已被日军占领，省政府迁往泰和，中正大学校址就在泰和的杏岭一带。据说，为了物色大学校长，熊式辉还颇费了一些周折。开始他想请晏阳初，后来又想到蒋廷黻、吴有训等人，最后才决定由胡先骕担任。胡先骕出任校长可能与他的籍贯有关。据说熊式辉开始想把学校定为省立大学，陈立夫不同意，只好改为国立，因此找一位江西籍人士出任校长，容易让各方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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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持续来华宣传米丘林学说。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文章，编者按特别指出，“关于目前生物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摩尔根主义对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影响，需要继续展开系统的批判。” 7月，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决定取消遗传学和育种学两门课程，转而设立 “米丘林遗传育种与良种繁育学”。

这一年12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文章表示：“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召开以后，米丘林生物科学的理论与观点，将要贯穿到每一个生物学与农业科学的学科中。” 同时还指出：“但是也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于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针对这门课程不同的内容，他们散布着各种不同的带着恶意的流言，企图破坏米丘林遗传学的教学工作…… 特别是像今天摩尔根主义那样密切地依附于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事实，更是任何一个摩尔根主义者所不可能否认的。”

1956年8月中下旬，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举行了遗传学座谈会，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展开了热烈论战，此次会议对于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积极意义。会议的前三天，胡先骕作壁上观，后十一天发言多达十一次，其中数次向大家介绍苏联最伟大的，也是命运多舛的一位遗传学大家、植物学家瓦维洛夫(N.I.Vavilov)。

胡先骕的晚年依然笔力雄健。据不完全统计，1950—1960年代出版的著作就有：《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经济植物学》《经济植物手册》(上册第一、二分册，下册第一分册)，《植物分类学简编》。译著有：《人的习惯与旧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高等植物系统的系统发育原理》《新系统学》。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科普文章更是不计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