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

事迹属于事务公文的一种，有弘扬正气，表彰先进，推动工作的作用。既然这样，那么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有哪些？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供大家参考！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1）

1916年，胡先骕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受聘为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植物学教授。基于国内当时的状况和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决定先为学生编一本合适的教材。于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学生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问世。

他们在书中一改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例，例如，将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融为一体;分类则根据进化的进程，由简单低等类群逐渐到高等复杂类群。同时，胡先骕还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修养，改正了引用不当的日文术语，例如“藓苔植物”更名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这些更改沿用至今。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2）

胡先骕以学衡派主力闻名于世，但胡先骕对中国传统文化宝藏的维护，并不止于打笔仗。他坚信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具有超越时间超越国界的价值，但唯独缺少翻译的桥梁，所以他要亲手来建这座桥梁。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先骕酝酿了一个庞大的中国经典英译计划。他完成了170首苏东坡诗词的英译，完成了《长生殿》全本的英译，完成了对宋朝文化的介绍文章，完成了一些其他古诗的英译……在科学事业正值高峰的40多岁年纪来做文学翻译，胡先骕此举只是要为中华文化尽责，践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承诺。若无后来的战争爆发，世界骤变，按照他的翻译速度，这个雄心勃勃的翻译工程很可能按时实现，而英文的《长生殿》也可能早在1940年代就登上了伦敦和纽约的舞台。无奈天不遂人意，战火不但打断了胡先骕的译介努力，甚至灭失了他的大部分译稿，以至于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史的研究中，长期无人知道胡先骕的翻译工程。庆幸的是，在《全集》整理期间，丢失了80年之久的《长生殿》完整译稿，奇迹般地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找到了。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3）

时隔7年之后，1923年9月，胡先骕再度赴美留学，前往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师从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杰克教授。这次他得到同为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的介绍和江西省教育厅的资助才得以改换门庭。1924年下半年开始，以一年左右时间功读硕士学位。1925年7月，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举是“中国植物学家中第一人”。

获得学位同时，胡先骕完成了《中国有花植物属志》三卷本博士论文。胡先骕旁征博引，充分利用了阿诺德校园树木的藏品、标本和哈佛大学的丰富藏书，对中国有花植物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记录了1950篇，3700种中国本土植物，另包括一部分的外来栽培植物，是“关于中国植物学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信息中可检索出这篇博士论文隶属生物科学之下的植物学。1925年秋，结束第二段赴美留学经历，完成学业的胡先骕再次归回祖国的怀抱，在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4）

1919年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针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批判传统的运动，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者们挺身而出，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向“北大学派”发起反击，形成了与北方对峙的南方“学衡派”，其主要成员就有胡先骕和他的同学吴宓、梅光迪等人。

胡先骕曾撰文《中国文学改良论》，对胡适的改良之说提出批评：“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并结合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了解，阐明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

另一篇则是《评<尝试集>》，胡先骕花了20天写出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以中外文学的史实和理论，批驳了胡适新诗和文学革命理论的不当。

“二胡”之争一时“硝烟弥漫”，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场重要论战。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二胡”之争被定性为进步与保守的差别。然而，经过近百年的时光淘洗，人们开始意识到，这场争论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要，如何建设新文化?

“和新文化派相比，胡先骕带领的学衡派认为文化演化是一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由新而旧、由旧而新的过程，新旧之间存在着一种连绵不断的传承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说道。

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更加可以看出，当年的胡先骕“持中秉正”的可贵。江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叶青说：“胡先骕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真诚而严肃的思考者。或许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信念坚定、立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形象。但他的思想绝不凝滞。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精神是十分深刻的。”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5）

1930年，胡先骕在美国完成了论文《中国植物志属》，获得哈佛大学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仍不忘庐山，不忘在庐山创建植物园，并应当时编修《庐山志》的吴宗慈的邀请，撰写《庐山之植物》。为此，胡先骕再次登上庐山，对庐山植物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考察与研究，也更加坚定了在庐山建立植物园的决心。这时的胡先骕已担任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他与研究院另外两位植物学家秦仁昌，陈封怀商议后，决定在庐山建立植物园，地点就选在含鄱口下的三逸乡。

这时候，三逸乡的土地已归为国有，改作了江西农校实习林场。胡先骕首先向江西省省长熊式辉游说，同时与江西省农业院进行联系，最终达成了由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在庐山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6）

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东南大学后，胡先骕聘请国内有识之士前来教学，创立了国立大学首个生物系，并出任主任。

苦于校内研究工作难以推广，又感于科学发展不能只依靠教学，因此，胡先骕与秉志于1922年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下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与胡先骕负责。

胡先骕等人又于1925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生物学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以加强学术交流。

自成立以来，许多国内现代著名生物学家在生物研究所接受过研究工作训练，并开始了他们的生物研究工作。1935年，蔡元培曾如此评价生物研究所，“现在国内研究生物的学者，十有八、九与该所有渊源”。因此，生物研究所被誉为“中国生物学家的摇篮”。除了研究工作，生物研究所还开始进行科普工作。首先下设陈列馆，展陈大量采集的动植物标本以供参观;1935年又增设推广部，旨在向社会公众普及生物学知识，推广生物学成果。

在美国时，胡先骕就一直惦记着要“摸清家底”，原因是祖国植物资源之丰富，自16世纪起就不断吸引外国专家前来采集，但采集的标本都被运回他们的国家，供研究之用。“胡先骕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自己国家的植物却由外国人研究。”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说。

于是，胡先骕一边呼吁设立植物学科的大学必须以采集植物为己任，一边着手进行植物采集的相关工作。1919年，他与邹秉文商酌，大举采集四川与云南两省的植物。

1920年，因云南与四川社会治安不靖，胡先骕等人转赴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进行采集，相继采得大量植物标本。“胡先骕是在江西境内进行植物科考的第一人，也是继钟观光之后，国内大举采集植物的第二人。”胡宗刚总结道。胡先骕以此为基础，先后发表《浙江植物名录》《江西菌类采集杂记》《东南诸省森林植物之特点》等一系列论文。

3年后，胡先骕决定再次赴美留学，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并用两年成功取得硕士与博士学位。

1925年，胡先骕学成归来，并开始与范静生等人筹备静生所。该所于1928年正式成立。1934年，他又创建中国第一座大型亚高山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促成了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的合作项目，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就是今天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实际上是“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7）

胡先骕文字所涉猎的领域之广令人惊叹。

可以几无悬念地说，现今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读者能够读懂《全集》中所有的文字。再专业的植物学家，再渊博的文史学家，也必定会在《全集》中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内容。曾经，“H. H.Hu”是那个享誉世界的中国植物权威，而“胡步曾”则是文学史里坚决维护传统文化的文学评论家和古典诗人。两个名字代表了往往毫无交集的两个世界。即使在今日，研究胡先骕的学者仍然分属于不相往来的两大学科。虽然有很多同辈大师可以自如地穿梭于中西文化，如陈寅恪、林语堂、钱锺书等，但胡先骕不但横跨中西，而且同时贯通文理，却实属让人深感难以置信。在群星璀璨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类似的人物也寥寥无几。《全集》的首要功能，就是让胡先骕的所有文字第一次聚在一起。它将促使当今的学者从各自埋首的细分视域中抬起头来，看到他们很少主动去触摸的另外的天地。研究胡先骕传统文化观的学者将避不开那些完全不知所云的古代化石植物分析，生物学家们则不能不面对他们不认识的古文字和读不懂的古典诗歌。胡先骕不仅挑战了今日我们所浸淫其中的教育方式，甚至挑战了我们对人类智力的理解。只有当我们不能挑选，不能回避，直面《全集》的整体之后，才会相信：确实，这是可能的，曾经有一个时代产生过这样的人。其实，后辈所更需要的，并不是要知道前辈留下了多少财富，而是要知道前辈曾经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着什么样的可能。这是《全集》的第一个目的。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8）

胡先骕爱才是出了名的。创建初期的国立中正大学，条件简朴、生活艰苦，作为校长的胡先骕却竭力延揽人才，先后聘请蔡方荫、俞调梅、戴良谟等大批名流学者前来任教，其中不乏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博士，一时名家毕至、学者云集。据统计，当时的国立中正大学有教授78人，在全国25所国立综合大学中，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3位。这样的排名，至今仍令江西高等教育界叹为观止。

爱国教师姚明达一行不幸与日军遭遇，最后中弹牺牲。胡先骕率领全校师生恭迎烈士灵柩，灵车抵达，他抚棺失声恸哭，亲自写挽联悼念;1943年，杏岭伤寒猖獗，数十名学生感染，他积极奔走请来全省最好的医生，购买最好药物;同年，他还顶住巨大压力保护砸《民国日报》社事件中的学生，与当局发生正面冲突，终请辞校长一职。

如果说爱生如子、唯才是举是胡先骕作为教育家的情感向度，那么以德为先、术德兼修就是他教育思想实施的具体抓手。越过数十年的沧桑，在他的《精神之改造》等文章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其对现代大学教育目的的深远思考。

他提倡教育独立，反对专业训练，主张“术德兼修”“尤贵宏通”;曾公开主张通才教育，说“学校不应该让大学生的知识过于专业化，而应该让他有自由选修课程、自由研究学问的机会。”这样的观点，放在今时今日，同样是高等教育者应该执守的。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9）

1934年8月20日，庐山森林植物园举行成立庆典，胡先骕作为庆典主席，报告植物园筹建的经过，并说明庐山森林植物园建设，一方面为栽培国产植物，做科学研究。一方面为训练明日国产植物之人才。当天下午，已派代表参加了庆典的蒋介石还在美庐亲自宴请到会的所有代表，并对胡先骕创建植物园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庐山植物园创办四年之后，1939年4月，侵华日军攻占庐山，胡先骕带着一批职工撤到了云南丽江。抗战胜利后，庐山植物园中的30万株名贵苗木和建筑被摧毁破坏，但让人欣喜的是，胡先骕精心培育的水杉大多幸存下来。解放后，庐山植物园得到保护和恢复。园中花草苗木的品种逐渐增多，并在保存稀有植物和国内外植物引进驯化方面取得可喜成果。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10）

胡先骕的一生，共出版了20多部专著，发表植物学论文多达140多篇;发现了1个新科、6个新属和100多个新种。截至1948年，静生所已收藏的标本就达20余万号，该所专家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并出版《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先骕参与创建的机构由中国科学院接管，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一起合组为植物分类研究所或工作站，即今日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庐山植物园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我最近确认的是，中国林业科学院下属的木材工业研究所，也由静生所发展过来。”胡宗刚说，“所以，谈到国内植物学奠基人，仅以创建机构来说，胡先骕的功绩远远大于其他人。”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11）

作为科学家的胡先骕，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事业家”。他以世界性的视野和高远的雄心，创建了中国植物学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1921年，胡先骕与动物学家秉志建立了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今南京大学生命学院)，次年他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建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动物所)。1933年胡先骕牵头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家的组织——中国植物学会。在战争阴云密布之际，胡先骕又分头布局，在1934年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今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在1936年创办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战火中的1940年，胡先骕创建了中正大学生物系(今南昌大学生命学院)。坚信中国必定会赢得抗战胜利的胡先骕，在1944年就提出要在战后设立中央植物园体系与国家公园体系。每建立一个机构，胡先骕还会尽力创办一个英文科学刊物，使之成为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平台。

胡先骕还写过三部大学的植物学教科书。1923年《高等植物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高等植物学教育的开始，被最多大学选用，书中所确定的很多植物学术语由此进入汉语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1940年完成的《种子植物分类学》手稿在战火中幸存，得以于1951年出版。1955年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因为引发了而名声在外，成为政府尊重科学的一个符号。这三本大学教科书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植物学人才。

学系、研究所、植物园、学会、刊物、教科书……让人不禁要问，胡先骕怎么能做成这么多事? 他有没有遇到过困难? 对这点《全集》其实并不能提供很充分的细节;因为胡先骕的很多中文通信没有保留下来，还有很多材料至今沉埋在尚未开放的历史档案中。有幸的是，《全集》编委从世界各地大学档案馆中收集到了大批从未面世的英文信件。虽挂一漏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胡先骕在中国植物学学科建设的曲折经历。从这些信中，读者可以看到在他纵横捭阖的行动路上，是接连不断的障碍与挫败，大到世界大战或经济危机，中到官僚主义或制度阻碍，小到意外事故或个人性格。而另一方面，却很少看到胡先骕因这些挫败而沮丧，或因这些障碍而迟疑。从大量通信中可以看出，胡先骕完全不回避办事业所必须处理的人间烟火事：人员招募、经费筹集、预算编制、品牌打造、关系疏通、讨价还价，甚至选址盖房，卖物换钱，事无巨细，他都要投入时间处理。他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无中看见有。其中展现出的开阔视野、创新思路和胸中的世界格局，竟丝毫不亚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生长出来的大企业家。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12）

除了成立科研结构、搭建国内高校生物学体系外，胡先骕的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止脚步。

1946年10月，胡先骕收到了友人寄来的一些“奇异大树”的枝叶、球花和幼球果的标本。他根据标本反复研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根据化石发现的水杉属植物形态相同，应为同一属植物。在与门生郑万钧共同研究后，胡先骕将这种植物命名为“水杉”。

而在此前，植物学界普遍认为水杉是一种早已灭绝的物种。所以，胡先骕发现水杉并将其正式命名，引起了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被科学界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

为了向全世界介绍这一中国珍奇树种，1948年，在胡先骕的主持下，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并被大面积种植。曾经像大熊猫一样世界罕见的珍稀植物水杉，先后被引种到50多个国家、170多个地区。为中国“园林之母”再添一种，胡先骕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水杉之父”。1961年，胡先骕还专门写了一首《水杉歌》。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胡先骕在晚年曾遭到不公的待遇和批判，其功绩也曾被掩盖，但历史是公正的，胡先骕所作的贡献终究不会被埋没、遗忘，正如胡宗刚在《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开头写到的，“无论以哪一个时代的标准，胡先骕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如今，庐山森林植物园的水杉高大耸立，与庐山森林植物一起铭记着那个应该永远铭记的名字;

中国生物学与植物学的后人也永远铭记，胡先骕曾如何将两门学科在荒芜中创立，让它们枝繁叶茂。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13）

在胡先骕的领导下，静生生物调查所成了“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成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胡先骕一生培养和提携的一大批年轻一代科学家，不仅撑起了中国植物学的半壁江山，更是纷纷跻身世界领先行列。中国的植物学事业于创建之初即登上国际舞台，并能在乱世中顽强生存奇迹般地发展，与地质学一起成为中国科学的开路先锋。1948年，胡先骕当选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开创科学事业的同时，胡先骕也以同样的热忱参与社会事业。对于胡先骕来说，家国一体，中国是自己的中国，无需考虑科学家的专业分工。他每遇大事必写评论，每逢会议必然开口。《全集》收录了胡先骕发表在报刊上的大批政论文章。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对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无论是军事、金融、土地、农业、工业，还是政治、教育、宗教、农村、城市、国际关系——都有很多话要说。在一番高屋建瓴的分析议论之后，他还往往不忘告诫政府“要好自谋之”。“匹夫之责”式的急切跃然纸上。胡先骕十分心仪英国大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1823-1913，旧译“沃力斯”)。在他1920年的文章《天择学说发明家沃力斯传》中，胡先骕这样总结华莱士的一生：“以一科学家而不溺于所学，提倡正义，关心民瘼，至老不倦。氏诚人杰也哉!”这又何尝不是胡先骕自身的写照?

胡先骕信仰和实践的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和国土，及指向真理的科学。胡先骕作为科学事业家，作为大学校长，作为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和代言人，作为教科书的写作者，作为社会评论家，直至参与建立政党，其精神源头皆是儒家的入世和有为。用后世的词汇来说，胡先骕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方面的得失成败，或许更适合留与后人评说。而完整展示胡先骕的这个精神维度，乃为《全集》的目的之二。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14）

在那个硝烟弥漫而又一穷二白的年代，胡先骕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不计报酬，坚守研究阵地，为我国的生物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从《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一书作者胡宗刚的描述中，我似乎穿越时空看到了一辈又一辈的生物科学工作者，用他们的脚丈量着祖国大地，亲手将偏远地区的生物标本带回，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对境内植物的了解，也成就了生物学分子领域研究的今天。

直至今天，分类学依然重要，但却因研究人员无论文可发、无职称可评的尴尬境况而日渐萎缩。面临惨淡的现状，有人依然在坚守。此次采访中，我本想再次联系张宪春，却得知他正在野外采集标本，而他的假期几乎都与此有关，他的生活更是充满着采集过程中的艰辛与收获。

水杉之父胡先骕个人事迹（篇15）

胡先骕虽秉承儒家精神，对国家对事业对朋友对家庭尽忠尽义，但远远不是儒家推崇的通过修身养性不断打磨而成的圆润的完人。在《全集》文字所展示的众多熟悉或不熟悉的维度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透明、棱角分明的人。

胡先骕是文如其人、心口如一的典型。他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这让读者缺少了窥视人物内心的窗口。但遗憾之余细想一下，对于胡先骕这样勤奋爱写并且写作速度惊人的人来说，不记日记更可能是因为他把想法都写出来发表了，不能发表的也不管不顾地说出来了。《全集》收录的最早的文字是1909-1911年在京师大学堂就读期间写的诗词，那时胡先骕只是一名大学预科生;最晚的文字是1967年左右的植物学论文手稿，那时他是一个被打倒的老翁，已经接近了生命的终点。半个世纪的文字，虽然留有不同生命阶段的印记，但其中有一股贯穿始终的“气”。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中文还是英文，探讨科学还是探讨诗歌，公开的演讲还是私人的信件，那股“气”从来没变过。读者可以轻易地认出文字背后的那个人，诚恳、率性、执着、急切、自负、乐观、刻苦、博闻广识、融会贯通。

在中国文化压抑个性的传统中，胡先骕的鲜明性格维持了一生。他幼年即获“神童”之誉，早期受教于多位大儒，少年成名，奠定了他一生自信的心理底色。胡先骕与那个始于“每日三省吾身”、终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传统修炼道路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他是如此桀骜不驯，可以在以自谦为必备美德的文化范式中自诩已经赢得了“生前身后名”，还告诉学生“你们见到我是三生有幸”;可以置“给人留面子”的礼仪规范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他人;也可以在文人不谈钱的清高传统中不客气地催稿费。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挑起大旗与胡适论战，却在19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拒绝批判胡适;他才可能在1942年的战争炮火中写下史诗般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复刊前言》，又能在1955年的万马齐喑中直斥苏联的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直至1958年风雨如晦时他仍写下振聋发聩的二十多个“我不满意!”。即便是那些在“人人过关”的要求下写出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读起来也分明句句是自我肯定，并无真正的自我怀疑。这些从胡先骕的人事档案里手抄而来的自我检查、等本不是为了发表而写下的文字，反而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了胡先骕的品性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