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光辉事迹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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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创制天球仪、候风仪、地震仪的天文学家张衡。
张衡于公元78年出生在河南南阳，家境贫苦。但他自幼喜欢读书，成年后曾在南阳郡做了几年文官，后来辞职回乡，潜心天文研究。中国汉朝先后出现了三种关于天体运动和宇宙结构的学说，这就是 盖天说 、 浑天说 和 宣夜说 。
盖天说 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像一个半圆形的罩子，大地像一个倒着的盘子。
浑天说 主张天是浑圆的，日月星辰会转入地下，早期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平的，改进的浑天说认为大地是球形的。
宣夜说 认为天没有一定形状，而是无边无际的充满气体的空间，日、月、星辰都飘浮在气体中。张衡根据自己对天体运行的认识和实际观察，认为 浑天说 比较符合观测实际。他还制作了一个能够精确演示浑天思想的 浑天仪 。
张衡的另一发明是制作了水运浑象，它是世界上第一架用水力发动的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实际上是个天文钟，通过它的等速旋转，可以报告时刻。世界上第一个可以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也是这位古代科学家发明的。张衡还在《灵宪》等天文著作中，阐述了无限宇宙的思想，解释了月亮反射阳光和月食发生的原因。他对2500颗恒星的观测记录和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 的计算结果，和近代天文学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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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
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 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二)
在吴文俊的学生、中科院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小山的眼里，“吴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是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更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的学问。”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45年前的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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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中国原子弹之父，被称为“两弹元勋”，是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和新型核武器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读完课文，我发现他是一个有责任、朴实、实事求是，负责、默默贡献的人。
首先先来谈谈邓稼先的责任感。他于1958年奉命带领大学毕业生研究原子弹，在蓬断草枯的地方工作，工作了整整28年，没有一丝的怨言，把祖国交给他的任务认真完成，这样的责任感是无人能比、无人能及的。这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武器制做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技术人员和学者制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让中国跟上科技、军事武器的发展。他在手术过程中还不忘研究，生病时还为祖国担忧，这样的爱国精神让人感动，邓稼先的一生，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生!
再来说说他的朴实。课文第四页，把他与奥本海默对比，让我读后就能联想到邓稼先那种忠厚朴实。邓稼先，不引人注目，与他谈话，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忠实的人。不像奥本海默那样锋芒毕露，而是平凡。他不像奥本海默在别人发言时说话打断，让人难堪。而是在下面认真倾听尊重发言人，这也告诉我们，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倾听，不要做不尊重别人的事。他真诚坦白，没有小心眼，具有中国农民的气质，这也是别人相信他的原因。
邓稼先还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在第五页，作者询问邓稼先研究武器是否有外国人参与过，邓加先先说，他觉得没有，然后回去研究证实，这对这种问题，对这种问题要实事求是、这么认真，实在令人佩服!
邓稼先还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人，在探测信号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信号接收不到，这是非常危险的，人们都劝他回来，可他却说：“我不能走!”这样的负责任的精神实在让人感动!
最后他还是一个默默贡献的人。他不像奥本海默那样家喻户晓，而是默默在基层工作。中华民族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这一转变他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还是鲜为人知。
邓稼先就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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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儿时的张衡天资聪明，态度谦虚，特别喜欢思考问题。他对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充满了兴趣。早上带着露珠的花朵，中午高悬天空的太阳，晚上天空中皎洁的月亮、一闪一闪的星星都让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联想。他总是跟在父母身后问这问那。
有一次，他和母亲一起到田野中挖野菜。出去的时候，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红艳艳的，煞是可爱。他不经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是那么长。他想，我要是长得像影子那样高大多好哇。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母亲挖了满满一篮子野菜。他跟在母亲后面，一蹦一跳地走着。“咦!影子哪里去了呢?”他惊奇地叫道。低头一看，影子缩成了一团，踩在脚底下。张衡赶忙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这是由于中午到了，太阳升得最高，影子就会变短缩成一团，到了傍晚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影子还会变长的。
回到家里，张衡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影子的长度。他发现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傍晚时分，自己的影子又变得像早晨时那样长。他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一点新知识，高兴极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父母带着小张衡一起到打谷场上纳凉。这是人们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大人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孩子们则叽叽喳喳地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过家家。只有张衡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呆在旁边，望着茫茫夜空，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一个，两个……”母亲以为他白天跟自己出去累着了，就说：“衡儿，你要是累了就自己回屋里歇着吧，不要愣在那里，丢了魂似的。”张衡好像没听见，依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
父母见他没吱声，也就不再管他。又过了好一会儿，大人们都困倦了，接二连三地回家睡觉了，他还在那里望着天空。这时，一个大点儿的孩子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咳!傻了，老瞅着天上干什么，那上边又不会掉金豆子。”张衡这才回过神来，揉一揉酸痛的脖子说：“谁指望天上掉金豆子了，我在数星星。”此语一出，大家都愣住了。“什么，什么，数星星，真新鲜，还有数星星的傻瓜。那我问你，数清了吗?”那位大哥哥问。“我还没有数完呢，不过现在己经数到一千多颗了。”
旁边的一位老爷爷插话道：“孩子呀，别数了，天上的星星是数不完的。这些星星无穷无尽，飘忽不定……”张衡却打断老爷爷的话：“才不是呢，那一片天空就只有一千多颗，只要我坚持数下去，肯定会数完的。”老爷爷被张衡的执着精神打动了，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衡的父亲赶紧过来打圆场：“不许这样跟老爷爷说话。”张衡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连忙向老爷爷道歉。但他回过头来，还是想跟父亲辩解一番。父亲早看出他的心思，就说：“衡儿，我知道你的想法，但你这样挨个数是不行的。天上的星星分布是有规律的，你要按照这些规律，把它们分成一个个星座。这样才会把它们弄清、记牢。”
小张衡点了点头，按照父亲说的去做，果然又认识了许多新的星星。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衡的求知欲越来越强烈。当时，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地发生，地震带来的灾难尤为严重。它来无影去无踪，一旦发生却极具破坏力。这引起了张衡的思考。他想，能不能制造一种在地震发生后准确测定其方位的仪器，以便及时调拨物资进行救援。定下目标以后，他查阅了大量关于地震的资料，并且多次实地勘测。
有时，张衡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亲自来到刚刚发生地震的地方，测量大地的震感。有一次，他把测震仪插入大地，刚要读取数据，一波剧烈的余震袭来，离他不远处的一道土墙轰然坍塌。幸亏他眼疾手快，往旁边一跳，才躲过一劫，不然肯定要被砸成肉泥。他拍拍身上的灰土，继续看仪器上的数据。远处的老百姓十分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他简直是发疯了。但张衡不为所动，仍然夜以继日地研究地动仪。不久，地动仪成功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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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