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
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篇1）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他，是个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人。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篇2）
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篇3）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听后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篇4）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195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后转入汽车系。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后，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5分的同学，照片要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1958年，孙家栋就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
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并报聂荣臻元帅批准同意，由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与9年前回国时学飞机服从国家需要从事导弹事业一样，他由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自己已经熟悉并建树颇丰的导弹领域来到了空间技术研究院，担起卫星研制的重任。这一年他37岁。
从1967年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开始，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中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在研制试验过程中，深入实际，艰苦奋斗，带领科技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关键，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他为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获七机部劳动模范称号，1984年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8年，孙家栋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2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中国深空探测的新里程由此开启。
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篇5）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能够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向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此刻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明白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明白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最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回到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关于金钱和名利的故事，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我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应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_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我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理解媒体采访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篇6）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中作出突出贡献。开创、规划领导了抗辐射加固技术新领域研究。是中国定向能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的开创者之一。
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专著，提出了普遍的热力学内耗理论，导出了狄拉克方程，提出并发展了超导电双带理论和凝聚态TFDC电子理论。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著名科学家爱国故事（篇7）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生于1945年，曾任FAST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1994年，他提出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2017年9月，南仁东因病逝世。
2019年9月17日，南仁东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二十二年，一件事。南仁东，这位把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中国天文事业的科学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了FAST燃尽了生命最后的火花。
为了给“天眼”选址，南仁东用了12年，带着团队对1000多个洼地进行比选，又实地走遍上百个窝凼，最终决定选址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大窝凼。那时，贵州的交通条件还不是很好，很多地方无法通车，只能靠步行，他们每天最多只能看一两个窝凼。FAST调试组副组长、南仁东的学生甘恒谦回忆：“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
而FAST的建造没有经验可循，很多关键技术只能自主创新。例如，FAST设计为索网结构，钢索使用寿命按30年计算，要求的疲劳强度是国家规定强度的2.5倍。在市场上能找到的产品都无法满足需求，生产企业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储备，工程几乎停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南仁东带领团队历时两年多的研发，经历近百次失败，才最终取得成功。
南仁东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化身“拼命三郎”，既要把握工程的整体方向，在施工现场也经常亲力亲为，爬山调查危岩、上钢架拧螺丝、拿扁铲削平钢材……FAST现任总工程师姜鹏说：“大到工程整体实施方案，小到一个零部件图纸，南老师都非常了解。”
南仁东曾说：“FAST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一项关键技术突破不是我个人的成绩，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怕“对不起国家”，这或许是支持南仁东挺过所有争议、困难的最大动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曾这样写道：“虽然南老师没有能等到它产出科学成果的那一天，但我想他离去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毕生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如今，FAST的影响不仅在科学领域，因建造FAST而研发的数项技术创新提升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制造业水平，而FAST在科普、教育、大数据处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也都有亮眼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