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1）
天快暖了，连队里发放夏衣，每人两套单军装，两套衬衣，两双胶鞋。大家喜滋滋地向事务长领来了衣服。发到雷锋的时候，他却说：“我只要一套军装，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
事务长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要一套?”
他说，“我身上穿的军装，缝缝补补还可以穿，我觉得现在穿一套打补钉的衣服，比我小时穿的要好上千万倍呢!剩下的两套衣服交给国家吧!”
雷锋的生活很简朴，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他留下一角钱交团费，两角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好扩充他的“小图书馆”，其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他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完全改了样，还舍不得丢。他用的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掉光了，他也舍不得买新的。有的同志实在不明白，就问他：
雷锋呀，你就一个人，没家没业的，干吗这样苦熬自己?“
雷锋说：“谁说我苦熬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起我过去受的苦，真是好上天了。”
又说：“谁说我就一个人，没家没业?我们祖国大家庭有六亿多人口呢。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号召咱们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这样做不对吗?”
有的同志就说：“国家那么大，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哪!”
雷锋说：“积少成多啊!每人一天节约一角钱，你算算，全国一天节约多少钱?当了国家的主人，不算这毛帐还行?”
有人说：“雷锋是傻子，是小气!”
他在日记上写道：
“有些人说是我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2）
于敏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0年底，开始参与科学家钱三强组织的氢弹技术理论探索。
在中国核物理的几位开创者中，于敏是唯一一位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在氢弹的理论探索中，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克服重重困难，自主研发，解决了氢弹研制中的一系列基础问题。1967年，中国完成了氢弹核爆实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是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在氢弹研制过程中，于敏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成为中国氢弹研制中的关键人物。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于敏和其他学者一起倡导、推动加快我国的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
从60年代开始，于敏放弃了个人热爱的基础物理专业，此后30年一直隐姓埋名，于敏一生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1999年，国家为两弹一星元勋授奖，另外一次是2015年1月9日，国家科技奖颁奖，于敏成为最高科技奖的唯一获得者。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3）
20世纪40年代，钱学森就已经成为力学界，核物理学界的权威和现代航空与火箭技术的先驱。在美国，钱学森能够过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钱学森却一向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祖国。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兴奋不已，觉得此刻正是回到祖国的时候。美当局明白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自然不想放走，因为钱学森明白了太多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在客服百般阻挠之后，钱学森最终回到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回到祖国他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从成功地指导设计了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导弹的发射，到我国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成功;从组织领导了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研制工作，到我国第一艘动力核潜艇的设计制造，以及我国第一颗回到式卫星的成功发射，他始终站在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最前沿，突破无数科研难题，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贡献。
钱学森关于金钱和名利的故事，钱学森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一书的万元稿酬，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他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我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研究经费。晚年，他先后获得两笔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也悉数捐出，情系祖国西部，用于沙漠治理。应对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全国_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等实权官衔，他没有向谁伸手，而是主动放手。即便美国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仍被他拒之门外，抛在脑后。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外国荣誉。
他曾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是什么大官，那些大官的待遇我一样不要。他曾为自我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理解媒体采访的原则。这就是我们一代伟大科学家的金钱观，权利观，名利观。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4）
1941年邓稼先进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条件简陋，生活清苦。尽管如此，联大却有非常良好的学术空气，先后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邓稼先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
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58年8月奉命带领几个大学毕业生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同志离开人世。他，是个把一生献给祖国的人。
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5）
朱彦夫，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2019年9月，他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国家“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1933年，朱彦夫出生在淄博市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他从小家贫如洗，14岁时就毅然参军，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
1950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朱彦夫身负重伤，他回国先后接受了47次手术，昏迷93天后，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但是朱彦夫失去了双手、双脚和左眼，留下了满身伤疤，右眼视力仅有0.3，体重不足30公斤，“身高”仅有1.32米。
朱彦夫一度想到了死，但是坚强的意志鼓舞着他：我是共产党员，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活下去?
他试着用残臂吃饭，一个动作得练几百次，甚至上千次，一气就要练几十天，最艰难的还是训练自己站立，他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的站起，终于朱彦夫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学会了吃饭、如厕、装卸假肢、刮胡子、划火柴、写字等等，朱彦夫的生活基本也可以自理了。
1956年,朱彦夫主动放弃荣军休养所的特护待遇，回到了他牵挂的故乡张家泉村，又接着攀登人生高峰!
1958年，朱彦夫开始担任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而当时张家泉村贫困落后，土地只有500亩，还多是贫瘠的土地。朱彦夫带领村民们为了开阔自己的土地与山、水、电的较量展开了。
土地少，他就带领乡亲们整山造地、开山填沟、整修梯田，在此后的20多年里，张家泉村填平了3条深沟，新增粮田200多亩。缺水，朱彦夫就请来水利工程师帮助测量和规划选址，修建水池和水渠。不通电，朱彦夫就开始高山架电，1978年，张家泉村便通上了电。
25年的村支书生涯，朱彦夫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发动群众填沟造田、兴修水利、架电修路、种植林果，终于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致富之路，过上温饱殷实的好日子。
卸任后，朱彦夫便开始写书，用嘴含笔写，残臂夹笔(抱臂)写，铁圈套笔写……整整7年，用掉半吨稿纸，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朱彦夫同志顽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和鼓舞了许多人，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6）
1958年，我国批准核潜艇工程立项。那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依靠苏联提供部分技术资料，是当初考虑的措施之一。1959年，苏联提出中断对中国若干重要项目的援助，对中国施加压力。毛泽东听后发誓：“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曾有过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经历又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黄旭华被选中参研。
30多年中，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搞核潜艇，父亲临终时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
核潜艇是集核电站、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工作是从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一步一步开始的。
为研制核潜艇，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后来他把家安在了小岛上。为了艇上千万台设备，上百公里长的电缆、管道，他要联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黄旭华终于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是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等，为国防事业、为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7）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生于1945年，曾任FAST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1994年，他提出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2017年9月，南仁东因病逝世。
2019年9月17日，南仁东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二十二年，一件事。南仁东，这位把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中国天文事业的科学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了FAST燃尽了生命最后的火花。
为了给“天眼”选址，南仁东用了12年，带着团队对1000多个洼地进行比选，又实地走遍上百个窝凼，最终决定选址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大窝凼。那时，贵州的交通条件还不是很好，很多地方无法通车，只能靠步行，他们每天最多只能看一两个窝凼。FAST调试组副组长、南仁东的学生甘恒谦回忆：“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
而FAST的建造没有经验可循，很多关键技术只能自主创新。例如，FAST设计为索网结构，钢索使用寿命按30年计算，要求的疲劳强度是国家规定强度的2.5倍。在市场上能找到的产品都无法满足需求，生产企业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储备，工程几乎停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南仁东带领团队历时两年多的研发，经历近百次失败，才最终取得成功。
南仁东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化身“拼命三郎”，既要把握工程的整体方向，在施工现场也经常亲力亲为，爬山调查危岩、上钢架拧螺丝、拿扁铲削平钢材……FAST现任总工程师姜鹏说：“大到工程整体实施方案，小到一个零部件图纸，南老师都非常了解。”
南仁东曾说：“FAST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一项关键技术突破不是我个人的成绩，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怕“对不起国家”，这或许是支持南仁东挺过所有争议、困难的最大动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雷曾这样写道：“虽然南老师没有能等到它产出科学成果的那一天，但我想他离去的时候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毕生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如今，FAST的影响不仅在科学领域，因建造FAST而研发的数项技术创新提升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制造业水平，而FAST在科普、教育、大数据处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也都有亮眼表现。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8）
绿城南宁，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大院里，已经年过90岁的李延年正给前来探望的学生讲述曾经的战斗经历。望着眼前朝气蓬勃的孩子们，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45年10月，李延年在长春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一名革命战士。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0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负责阻击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廖耀湘兵团，截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退路。
“我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事。”李延年至今记得，当时部队正在抢修工事，黑压压的敌人就冲了上来。他和战友立即抢占阵地，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1950年8月，又到了山势险峻的湘西剿匪。
军旅生活大小战斗20多次，李延年经历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带领官兵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顶住了敌人多次反扑。“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战斗。”李延年说，众多战友在那次战斗中牺牲，沉痛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1951年3月，李延年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10月，他担任志愿军某营七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我们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务时，已经有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攻袭下伤亡惨重，但我们没有退缩。”李延年回忆，经过一夜激战，他们夺回了高地，但弹药几乎已打完，部队伤亡很大，电台被炸毁，与上级失去联系。
两夜一天的战斗，敌人一轮又一轮向阵地冲击，李延年和战友们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了一波又一波敌军。一名战士在子弹打光后，拿着爆破筒，与冲上阵地的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李延年带领战友坚守阵地，丝毫未退。“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想法，要为祖国为人民立功，我不怕死。”李延年说。
1952年11月，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1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李延年从朝鲜战场凯旋后，又参加了多次战斗，在部队兢兢业业奉献了29年直至离休。
清晨起床，读书、看报、听广播……李延年至今依然保持着军人本色。“要跟进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方针。”李延年说。
对于中小学校讲课的邀请，李延年几乎有求必应。“要让孩子们了解过去的历史。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吃不完、穿不完，都是牺牲流血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李延年说，一定要教育好下一代，让青年当好接班人。
这些年，李延年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始终保持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本色，用实际行动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9）
2016年4月27日中午，海军某舰载机训练基地，舰载机飞行员张超驾驶歼—15战斗机准备执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这是当天最后一架次飞行，同一批次的4架战机已经有3架顺利着陆。仪器显示，张超的这次着陆也十分完美。前一架次着陆的飞行员艾群此时正在滑向机库，他在耳机里听到，最后一架飞机已经平稳降落了。
事故来得没有一点预兆，12时59分12秒，无线电里突然传来故障报警。飞机瞬间出现了电传故障，电传故障属于操纵系统故障，通俗地说，就像在开车的过程中方向盘突然失灵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幕，让包括艾群在内的所有人猝不及防：机头急速上仰，飞机瞬间离开地面，冲了出去。
“跳伞!跳伞!跳伞!”12时59分17秒，也就是发出故障报警信号4秒多后，塔台指挥员连发三声命令，几乎在指挥员下达命令的同一瞬间，张超从座舱弹射出来。由于弹射高度太低，角度不好，主伞无法打开，座椅也没有分离，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掉在了跑道边的草地上。
戴明盟是张超所在部队部队长，他也是我国首位驾驶歼—15战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实施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的英雄试飞员。出事当天，在塔台的他正准备与参谋长制定第二天的飞行计划。
飞参记录表明，从战机报警到跳伞离机的4.4秒里，张超的动作只是一个，那就是全力推杆到底，制止机头上扬。歼-15战机系统高度集成，发生电传故障，第一时间跳伞才是最佳选择。但在生死关头，张超却为避免战机损毁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经过调查，事故的最后定论是飞机装备的原因。
短短4.4秒，生死一瞬，张超首先选择了“推杆”，拼尽全力挽救飞机。正是这个选择，让他错过了跳伞自救的最佳时机。 他年仅29岁的青春永恒定格在壮阔海天，定格在舰载机事业上。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故事（篇10）
我是农民的儿子，为了一个承诺，我选择了上岛：我是哨所的民兵，为了一面国旗，我留下来守岛：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一个信仰，要在开山岛守下去，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在2014年的一次报告会上，王继才如是说。4年后，一语成谶，王继才将生命的最后时光定格在他不离不弃的开山岛上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
学习了王继才事迹后，突然间就明白了有信仰，灵魂才不会缺钙，灵魂才不会生锈这句话，只有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在孤岛上走下去。夫妻二人在荒岛升起国旗的情景更加让我热泪盈眶。
我们要深入学习王继才夫妇在平凡岗位上彰显的敬业精神、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学习王继才夫妇一个岛两个人的担当、一座塔几排房的坚守、一辈子一面旗的信念。
身为一名青年党员，表示被他们“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深深所感染，为国担当的热血和激情油然而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勇担复兴大任、争做时代新人，以最青春的姿态投入工作，发挥青年党员的活力，为全面实现高质发展、后发先至，贡献自己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