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7篇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篇1）
任新民(1915年12月5日-2017年2月12日)，安徽宁国人，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我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他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获得者，更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和“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任新民开始从事导弹与航天器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曾作为运载火箭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2岁。
学有所成，报效祖国
1915年，任新民出生在安徽宁国。任新民从小学习勤奋，13岁时就考取了安徽省立第四中学。1934年被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录取，1940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同时兼任兵工署21厂技术员。1945年，任新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工程力学专业。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任新民被美国布法罗大学聘用，他也是该校聘任的第一位中国讲师。即使当时美国的各项条件都远优于国内，任新民从没有忘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在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他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有同事问他为什么不留在美国，他说：“一个人只有扎根自己的祖国，才能干大事。”1956年，任新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在钱学森主持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他参与编写了《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建立》部分。随后，钱学森负责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组建工作，他向任新民发出一起创建中国航天事业的邀请，任新民从此开启了自己的“航天人生”。
“从“0”开始的航天事业
中国航天事业的初创阶段，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当任新民到第五研究院报到时，第五研究院只有两个人。在航天路的探索过程中，任新民始终兢兢业业。他说过，他的原则就是“踏踏实实做事”。
1958年1月，我国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任新民和同事们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最终掌握了P-2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在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任新民主管发动机研制工作。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但他和同事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1962年1月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成功。1962年3月21日，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东风二号)飞行试验失败后，任新民和同事们迅速展开故障分析。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东风二号研制成功后，任新民又马不停蹄地转入了液体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三号)的研制工作。东风三号的研制成功，使中国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拥有了具有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中程导弹。之后，由任新民领导研制的东风四号导弹也顺利完成既定任务。
引领运载火箭商业化
1985年10月，航天工业部经中央批准，正式宣布中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1986年11月21日，国防科工局任命任新民为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任新民又开始致力于这一崭新而又艰巨的领域。1990年，欧洲、美国相继出现卫星发射失败的状况，任新民一方面为航天界的同行惋惜，另一方面也给自己提出警示。他说：“欧洲人、美国人发射出了问题，我们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神仙，只能靠我们精心测试、精心操作，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上加慎，要实实在在地不放过任何疑点和隐患，要真正做到不带问题和疑点上天。”奋斗终于结出了硕果。1990年4月7日21时30分，“长征三号”在其首次发射成功六周年的前夜再现英姿，带着广大参研、参试人员的汗水，准时、准确地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圆满完成了我国运载火箭商业发射服务的第一个合同，实现了我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
老骥伏枥，霜重叶红
在上世纪末期，这位接近耄耋之年的“老航天”仍一如既往，奔波于研究所、工厂和卫星发射中心，在他眷恋的航天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问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921工程”研制工作正式开始时，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各项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两弹一星”元勋颁奖大会上，任新民获得了功勋奖章。作为中国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任新民被誉为总师第一人。2003年10月15日，迈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2014年11月，年近百岁的任新民因病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还时刻关心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情况。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但这位航天的“总总师”将永远被航天人铭记。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篇2）
任新民是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航天“总总师”。
与航天结缘
1940年，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任新民选择在另一个战场为国“战斗”，除了担任大学讲师，他还兼任某兵工厂技术员。在此期间，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他成功实现用黑火药代替无烟火药装填迫击炮，解决了中缅战场上火炮装药的燃眉之急。
不久，他被选送去美国一家著名的铣床厂实习。在钻研工艺的同时，他还拿到了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为以后研究火箭发动机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任新民义无反顾地回国。归国后，他强忍父亲辞世和儿子夭折的悲痛，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搞”火箭。当时在中国，“搞”火箭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
没多久，他接到一封电报，邀请他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成立工作，并负责讲授固体火箭课程。这封电报让他与航天正式结缘。
与钱学森初次相见，在对中国能否造出自己的火箭、导弹的问题上，钱老脱口而出：“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也能，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这句话任新民记了一辈子。当晚，两位专家彻夜畅谈。钱学森赞赏他才识过人，这次见面，开始了两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航天合作。
1956年，由钱学森负责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任新民被调任为五院下属的六室主任。从此，他的一生便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紧紧连在一起。
“中国放卫星的人”
这注定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东方红一号卫星飞向浩淼的太空，从此，照亮了我国的飞天之路。
这一刻来之不易，要知道这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作为火箭技术总负责人，任新民难掩激动的泪水，艰难风雨历程涌上心头。
镜头拉回那段峥嵘岁月。当苏联成功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卫星，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不久，我国的人造卫星计划正式启动，任新民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总负责人。当时，中国工业一穷二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任新民毅然挑起重担。
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决定任务攻关的成败。研制发动机的过程异常艰辛，不仅要弄懂许多设计难题，还要攻克诸多材料与工艺方面的关键技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凭着铁一般的意志，任新民迎难而上。
攀登科技的高峰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在使用遥测弹测试发动机性能时，弹头未落入预定弹着点。时间紧急，任新民心急如焚。他带领大家在茫茫大漠苦寻弹头残骸。年近花甲的他拄着拐杖，和年轻的战士一样，白天翻越一个个沙丘，夜里靠盖沙子取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第5天，他们终于找齐了所有残骸。有了确凿的“物证”，任新民顺利查出故障原因，成功排除了问题隐患。
此时，在技术上如何实现火箭整流罩分离，成为任新民面前又一道难题。北国天寒地冻，他裹了一件厚棉袄，便跑到外场进行试验。经过多次论证后，他确定了“两个半罩先纵向解锁，然后水平方向快速平抛”的新方案，成功实现火箭整流罩平稳分离。
就在火箭发射前夕，为了保险起见，任新民提出要在火箭二三级之间涂抹二氧化钼，防止火箭发生“冷焊”现象，影响分离。实践证明，这种“万无一失”的做法，对托起卫星成功升空十分必要。后来，周恩来亲切地称他为“中国放卫星的人”。
航天领域的“常胜将军”
在同事眼中，任新民是中国航天领域的“常胜将军”。但任新民心里清楚，干航天哪有“常胜将军”，稍有半点马虎，就会酿成大错。当时，有人劝他，该退下来享享清福了。但他全然不顾地踏上了新型火箭研制的征程，相继“护送”多款型号卫星成功升空。难怪任新民的女儿常说：“只要父亲出差几个月，我们国家就有一件大好事发生。”
火箭飞行的动力源于发动机，与常规发动机相比，氢氧发动机效率高、推力大。但“搞”氢氧发动机，需要突破更多技术难题，关键在于低温和储存技术。当时，美国、苏联已成功掌握此类技术，任新民迫切希望中国也能有所突破。
为了保险起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计划使用常规推进剂发动机，把氢氧发动机作为备选。得知这一消息后，正在外地出差的任新民匆匆回京。在表决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氢氧发动机这个台阶迟早是要上的，我们现在能上得去，我可以立军令状!”后来，氢氧发动机成为第一方案。
当大家对新型发动机万分期待时，火箭却在首次托举卫星时，由于发动机原因，发生了二次启动失败。任新民力挺的项目遭遇了滑铁卢，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越是最困难的时候，越是快要成功的时候。任新民鼓励大家：“掉下来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对待，总结经验教训，再干，再实践，一定会成功!”在一次出差途中，他在草纸上论证时，终于找到答案——改变氢氧混合比。从此，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为中国航天的“金牌火箭”。
几十年来，任新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直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无数航天人。有一次，长征三号全系统试车，仪器舱突然着火。任新民没等警报解除，顶着浓烟和灭火的水柱，直接爬上了试车台，希望通过着火点查明原因。步入耄耋之年，任新民继续发挥余热，他担任载人航天工程论证小组首席顾问，时刻关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心系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任务，在病榻上写下“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的字迹。
任新民对中国航天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一句简单的话对自己61载波澜壮阔的“航天人生”做出概括：“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这句平凡的话语，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篇3）
身为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任新民在航天事业建立之初从零起步，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导弹的研制与飞行试验。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任新民作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东方红一号的发射任务。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任新民主持了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研制，先后担任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创下中国航天史上多项纪录，被誉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此外，他还是我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倡导者和主持人。
晚年的他开始构想中国航天后30年的发展道路，在一个个中国航天发展道路的分岔口，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引导中国航天道路的选择，将中国航天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
和钱学森一起
从零起步“干航天”
1948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一刻也没有忘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初衷的任新民在新中国成立2个月后，破除重重阻碍，如愿归国。
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他邀请任新民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的航天人生。
1958年1月，我国开始了P-2导弹的仿制工作。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仿制中的重要关键技术之一。当时担任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任新民和同事们先后克服了材料、工艺、设备及推进剂等方面的重重困难，终于掌握了P-2导弹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关键技术。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
在中近程导弹的自行设计工作中，任新民主管这一型号的发动机研制工作。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他和同事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在1962年1月实现了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成功。1962年3月21日，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导弹飞行试验(东风二号)遭遇失败，任新民和同事们迅速展开故障分析工作。经过改进后的中近程导弹于1964年6月29日再次进行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迈开了独立研制导弹的步伐。
东风二号研制成功后，任新民又马不停蹄地转入了一个全新型号——液体中程弹道导弹(东风三号)的研制工作。东风三号的研制成功，使中国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拥有了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中程导弹。之后，任新民领导开展技术研制的东风四号导弹也顺利完成既定任务。
把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
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个卫星就是“东方红一号”，而其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型号负责人就是任新民。
1970年4月，任新民和钱学森从发射场来到北京，向周恩来作长征一号与东方红一号发射前最后的汇报。
经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也被光荣地载入了中国航天史册。
领取杰出科学家奖后，任新民与杨振宁(右四)、屠守锷(左二)、黄纬禄(左三)、梁守槃(右三)及虞霜琴(右二)合影。 本报资料图片
任新民同钱学森等研制试验的有功人员，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称他们是“中国放卫星的人”。
一生呕心沥血
带中国航天“上台阶”
1975年，60岁的任新民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这一年内，他连续组织了3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成为了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
老骥伏枥，霜重叶红。在上世纪末期，这位接近耄耋之年的“老航天”仍一如既往，奔波于研究所、工厂和卫星发射中心，在他眷恋的航天园地里辛勤地耕耘着。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问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
“921工程”研制工作正式开始时，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研制中各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的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
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举行的“两弹一星”元勋颁奖大会上，任新民获得了功勋奖章，作为中国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任新民被誉为总师第一人。2003年10月15日，迈入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遨游。
2014年11月，年近百岁的任新民因病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还时刻关心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研制情况。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永远离开了我们，但这位航天的“总总师”将永远被航天人铭记。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篇4）
任新民(1915—2017)，宁国市人。父亲任海清曾任宁国县宁阳小学教师、校长，县教育局局长，县银行行长等职。1927年底，任新民毕业于宁阳小学。1928年春考入省立宣城第四中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进步的革命青年。1930年底，因宣城庙埠暴动失败，老师被捕，任新民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暂时在家乡的一所小学代课。半年后，任新民带着求知报国的渴望，只身来到南京求学，被南京钟英中学免试录取高中部。1934年高中毕业后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1937年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学习兵器制造。1940年毕业后，任兵工署重庆21兵工厂技术员、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助教、讲师。1945年6月，公费派往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在这里，他又考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工程力学系，潜心攻读，先后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被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聘为讲师。
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震动了大洋彼岸，1949年8月，任新民毅然辞去美国布法罗大学讲师的职务，辗转周折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回国后即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大学从事火箭研究工作。1952年，调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从事火箭武器的研究和教学，开始了我国早期的固体火箭研究和试验工作。他最早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1956年8月，被调往北京，受命与钱学森一道共同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火箭事业的一名主要创业者参加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成立大会，出任该院总体研究室主任，主持火箭发动机的研制。从此，他以一个策划者、领导者、研制者，有时甚至是前线普通技术人员的身份，将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到我国的火箭、航天事业上。
1960年3月，我国第一个大型液体火箭试车台建成验收，任新民主持了火箭发动机首次试车并获得成功。当年11月5日，在苏联撤走专家的情况下，我国自行制造的“东风一号”成功发射，完成了我国导弹从无到有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在这一年，任新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了研制人造卫星的计划，拟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方案，并任命任新民为卫星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从1968年起他带领科技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完成了长征一号火箭的总装测试、大型地面试验和卫星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腾空而起，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中国因此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975年6月，任新民被任命为七机部副部长，专门领导运载火箭和卫星的研制、生产与飞行试验工作。这一年之内他连续组织了三颗卫星的成功发射，尤其是组织使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地发射和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成为了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担任发射首区技术总指挥。1981年9月20日，上海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在任新民主持指导下，首次把我国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试验卫星通信工程，是我国80年代初规模最大、涉及部门最多、技术最复杂、难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它包括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第三级为氢氧发动机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系统、地面通信应用五大系统，涉及上千个部门，数万之众。每个系统都有一名著名的航天专家任总设计师，而任新民却是这五个系统的总设计师，所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总总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升空，20分钟后，卫星进入地球同步轨道。标志着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地球同步卫星的发射和测控技术、卫星通信技术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
任新民坚信中国人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气慨，完全可以用自己研制的火箭发射自己研制的通信广播卫星。在1986年到1990年五年的时间里，他相继领导研制和发射成功了五颗通信卫星，为我国的电视、广播、电教、通信、数据库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86年前后，年逾古稀的任新民，又被任命为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改进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等五个工程的总设计师。1988年9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风云一号气象卫星获得圆满成功，当天就收到卫星云图照片。
任新民是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倡导者和主持人。1986年被任命为对外商务发射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1990年初春，他坐阵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首次主持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送入预定地球同步轨道，圆满完成了发射合同，实现了我国用国产运载火箭进行国际商业发射零的突破。
早在1984年，任新民就提出了对载人航天技术进行论证和规划的建议，适时开展了关键技术的预先研究。1985年7月他发起并亲自主持了关于空间站问题的研讨会，组织研讨，试制方案，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在21世纪初，用我国自制的“神舟”号飞船把中国的宇航员杨利伟等三人送上了太空。
自1949年回国到现在，任新民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实现了中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成功”和“零”的突破。这一连串的“成功发射”，浸透了任新民和他的同事们的心血和汗水，书写了中国导弹、火箭和航天技术从无到有直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辉煌历程。1999年、2005年任新民分别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2006年10月8日，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纪念日之际，任新民与钱学森等五位专家获得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颁发的“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2017年2月12日下午3时，任新民离开人世，享年102岁。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篇5）
任新民,安徽省宁国县人，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 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任新民自幼渴求知识、立志攻读。在宣城第四中学读初中时，任新民开始阅读进步书刊，萌生了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朴素信念。初中毕业后，任新民在家乡小学当了半年教师。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又考上南京钟英中学高中部，随后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1937年，他又考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毕业后，担任过兵工厂技术员、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助教和讲师等职。
1945年6月，任新民公费赴美国工厂实习，随后考取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8年9月，被美国布法罗大学聘为讲师。
新中国成立前夕，身居大洋彼岸的任新民欢欣鼓舞，深感报国有望。他几经周折和艰辛，于1949年8月回国。先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三年后，随该教研室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6年10月，-第五研究院成立，任新民任总体技术研究室主任。他和创业者们一起，开始向 与航天这一全新技术领域攀登。
和航天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技术。5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基础和工业技术基础都还十分薄弱，当时只有钱学森教授在美国参加过 与火箭的研究、试验工作。任新民和同事们克服重重困难，于1960年研制出液体火箭发动机，并成功地发射了中国制造的两枚近程弹道 。中国有了自己造的 ，从而掀开了中国武器装备崭新的一页。
随后，任新民领导和参加了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弹道 的研制实验;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并用以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指导并参与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二号卫星、亚洲一号通信卫星。任新民还主持其它多项科学卫星的试验、发射和运行。
任新民参加了我国 与航天事业创建、发展的全过程，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任新民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7年2月12日，和黄纬禄、屠守锷、梁守槃一起被誉为“中国航天四老”的任新民逝世，享年102岁。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篇6）
2017年2月12日15时，航天巨星陨落，102岁的任老总离开了我们。
一位百岁航天老人，为祖国航天事业辛劳了半个多世纪，90岁还在上班工作，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任新民，为中国几代航天人留下了受益无尽的财富和恒久的思念。追思跟随任老总在发射场的烈日下、在火箭、卫星旁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他高屋建瓴的思想话语、对航天充满热忱的犀利目光、横扫问题时的有力手势，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1 创下多个中国航天第一
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导弹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力邀任新民一起参与开创中国的航天大业。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航天人生。他的一生在中国航天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1957年，根据中苏新技术协定，苏联向中国援助仿制导弹，任新民参与接收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工作。1958年初，任新民奉命带队来到位于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代表中方签字接收苏联提供的P-2导弹样品，成为中国接收导弹第一人。
1960年3月，苏联撕毁合同。任新民义愤填膺，在导弹副总设计师兼发动机总设计师任上憋着一口气，全身心投入导弹研制。苏联专家撤走不到3个月，中国仿制导弹在酒泉基地发射成功。
1961年9月，他在国防部五院火箭分院副院长兼任导弹型号副主任委员任上，率队自主研制的火箭发动机首次试车成功，接着，在兼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任上对发动机挖潜改造，提高导弹的射程，并且开展了大推力发动机研制获得成功，成为中国导弹发动机第一人。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运载卫星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是中国第一枚用于发射卫星的火箭，任新民担任该火箭的总负责人，成为中国运载火箭第一人。
1978年1月，他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上，专门负责运载火箭、卫星的研制、发射工作。此时中国航天启动了总师管理制，他出任中国试验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实用卫星通信工程总设计师，即五大系统“总总师”，堪称中国卫星通信第一人。
1980年5月18日，中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任新民担任发射场区总指挥，他成为中国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第一人。
1984年8月，随着中国航天进入应用阶段，任新民受命于“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成为气象、新型遥感卫星第一人。
1986年11月，中国航天宣告进军国际市场，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外国卫星，任老总出任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是发射外国卫星第一人。
……
2017年2月12日，巨星陨落，享年102岁。任老总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百岁航天第一人。
2 发射场辉煌背后的险峻
我与任老总结识于他受命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之时。
1983年9月，试验通信卫星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先后运抵西昌卫星发射场。任老总在发射场驻扎了7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卫星发射任务。在这7个月中，我每天都看到他忙碌于组织火箭、卫星测试的身影。其中任老总决策换火箭发动机，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那是1983年底，火箭完成技术测试在做转往发射阵地准备时，操作人员突然发现一级火箭发动机没有按要求装防护拉杆。当任老总火速来到发动机前时，发动机从外表看并无异样，但铁路长途运输的振动对发动机有何影响却无人知晓。任老总非常生气：“这完全是工作不认真不细致造成的!对发动机有没有影响必须要由数据来说话!现在有条件拿到数据吗?如果没有数据，为了保成功，只能换发动机!”换发动机?谈何容易!数个航区测量站、几艘远望号测量船在待命;数千公里通信保障电路要调整;数吨重、价值数百万元的发动机在发射场，更换条件受限，装配不易，拆下来再装上风险更多;发动机往返上海要安排专门运输，时间拖延对其它系统带来的潜在风险，涉及到五大系统的计划协调难以想象……千斤重担即刻压在了当时69岁的总总师身上。涉及到成败，绝不做无把握之事!经过加班加点、昼夜兼程的几天，这些工作全部完成，火箭不带疑点威武地耸立在了发射塔上。
1984年1月29日发射日清晨，我见几个战士在控制室的山洞口，从车上往下卸成筐的面包和大塑料桶水，便小声问旁边指挥卸车的副参谋长是怎么回事。他用手挡着嘴对着我的耳朵神秘地说：“这是以防万一，为你们这帮在山洞里指挥发射的家伙准备的救命干粮。”
这是西昌发射场首次执行发射任务，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火箭第一次点火，发射控制室的山洞第一次经受强烈的轰鸣震动，注满数百吨燃料的火箭距离山洞不足百米……我再看，发射塔四周的建筑物，为了防止冲击波，所有的窗户玻璃都贴上了米字形的白纸……瞬间，辉煌与险峻交织在脑海。而这时任老总就气定神闲地站在不远处的火箭旁。
火箭点火前的那一刻，我看见坐在旁边的任老总镇定地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屏，等待数秒钟后的火箭点火，崇高的使命感顿时压倒了险峻与恐惧。久经沙场的任老总真的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
3 攻克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
1975年3月3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这便是中国航天史上的“331”通信卫星工程。
火箭飞行的动力源自发动机。液氢液氧发动机具有明显的高比冲。比冲值越高，发动机效率就越高、推力就越大。虽然世界公认液氢、液氧是一种极好的低温高能推进剂。但其易燃、易爆、运输困难、贮存危险，给使用带来诸多难题。任老总很早就提出，突破低温技术搞液氢液氧发动机是迟早的事，那时中国的火箭发动机必将跨越一个新台阶。
在他的提议下，发动机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液氢液氧发动机工作组。任老总从设计目标、技术方案、研制难点到实现路径、人员安排、试验步骤等方面都不断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议。这种顶层设计的缜密思路和技术民主作风得以使工作逐步深入。在发动机涡轮泵试车连续失败时，他和大家一起找到了共振的原因;当发动机试车中出现缩火现象，将会对火箭飞行造成失稳时，他提出加大流量、提高启动功率、调整程序、改善液氢品质的明确措施。在液氢液氧发动机研制进行的100多次不同工况点火试车中，任老总几乎悉数坐镇试验现场。难怪有人问任老总中国航天精神的精髓是什么时，他干脆地回答，就两个字：实践。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成功飞向太空。业内人士都明白，新型火箭背后的真正英雄是液氢液氧发动机。
4 发射场的“闪电行动”
利用高轨定点卫星通信，具有距离远、容量大、覆盖面广、质量好、可靠性高和机动性强等优点。但通信卫星工程是一个技术复杂、学科繁多、涉及面广的庞大系统工程。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亲自督促检查工程进展。任新民则日夜兼程深入第一线定计划、抓质量、攻难关、抓落实。
中国首次发射试验通信卫星时，当火箭、卫星按发射程序进入5小时倒计时功能检查，即将对火箭加注液氢时，却发现火箭陀螺平台功能性故障。陀螺平台那可是火箭的心脏。任老总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要本着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不查清故障绝不发射，决定终止当日发射的计划安排。
陀螺平台安装在火箭顶部的仪器舱下，仪器舱上部安放着卫星，卫星外面罩着整流罩。要查清故障必须将陀螺平台从火箭上卸下来，然后按照反程序进行一步步操作。任老总一刻不离现场，目睹操作人员的一个个动作。他虽不说一句话，但那严肃的表情，犀利的眼神，给在场所有人以无形鞭策和鼓励。55小时过去，全部工作一一完成，各系统有条不紊重新进入发射程序。
1984年1月29日，中国第一枚新型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却由于发动机故障并没有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任老总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撰写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发飞行试验故障分析及采取措施的汇报提纲》，从发射场飞往北京做了专题汇报，之后又带着重新组织发射的重任再次返回发射场。
4月8日19时20分，长征三号第二发火箭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飞离地球。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获得圆满成功。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第五个掌握地球静止卫星技术的国家。
自1月29日到4月8日的70天里，任老总于西昌、北京间往返穿梭，亲力亲为坐镇查清解决了火箭飞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完成了发射台烧蚀修复、电缆铺设、状态恢复工作。整个再次发射准备速度快、质量优、效率高、渠道畅、各方配合好，实为前所未有。任老总高兴地赞誉这是中国航天当时的“闪电行动”。
5 “我不同意喷星条旗!”
1990年初，任新民作为发射外国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又一次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这里坐镇指挥用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
大家在照片上看到的任老总大多是笑容满面，而他对工作的严厉、近乎苛求却也有目共睹。一次故障分析会上，一位遥测系统副主任设计师辩解曾经做过试验，任老总竟然猛地站起来指着那位设计师吼道：你撒谎!次日晚继续开会，这位副主任设计师检讨说：“带到发射场的两台设备，备份设备在北京做过试验，这台出问题的装箭设备确实没做过试验。”任老总笑着说：“我知道你不会故意撒谎，是记错了。但是，我们的工作记错也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那是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在西昌发射场测试接近尾声之时，中美双方协调中，美方提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整流罩上喷涂美国国旗。这个问题大家闻所未闻，也毫无思想准备。问题反映到任老总那里，需要请任老总签字定夺。没想到他坚决表示反对。任老总说：“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火箭为什么要喷美国国旗!我的火箭全部是自己的东西，连螺丝钉也没有一个是外国的，为什么要喷美国的星条旗!我不同意喷涂美国国旗!”
那边美国人坚持要按照国际惯例，必须在五星红旗的另一边喷涂等比例的美利坚星条旗，毫不让步。这边任老总态度坚决，毫无松动。第一次对外发射服务，既没有经验借鉴也没有教训可循。国旗貌似事小，但若僵持必会影响到整个发射计划，那可就用国际法律来约束商业合同了。问题上报北京上级机关后，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既然是国际合作就应当按照国际惯例，既然是商业航天发射就应按照商业合同办理。
没想到，这一决定转达任老总后，任老总态度平静地说，那你们就赶快按决定去办，但我保留意见。大家面面相觑悄悄退出，出门后才敢小声嘀咕：这老头儿真够倔的。
任老总性格虽然倔强，但思想并不僵化。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任老总及时了解情况，认真分析了国际合作要素，没几天便主动提出自己要以改革开放的思维来对待航天国际合作。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准确送入轨道。“亚洲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为中国进入航天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开端，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后续为澳大利亚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为美国发射的多颗铱星、为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发射卫星时，任老总对中国不同型号的火箭上喷涂相关国旗时都给予了支持。我们感到任老总做事认真，为人耿直，勤思进取。用当前的话来说，任老总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
6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推动者
载人航天是当今世界实现难度最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978年6月，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率团访问日本时，一名日本记者问，中国航天搞不搞载人?相隔不过两年，美国众议院一位主任访问中国时点名要见任新民，见面后也提出，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发展载人?
这些提问触动了任老总正在思考的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构想。于是1984年他提出，从现在起应对中国载人航天制订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着手研究。国家一旦批准发展计划，这些预研成果就可以支持计划迅速起步。
1985年7月，任老总时任航天部科技委主任，他发起召开了空间站问题研讨会，形成了载人航天研究的初步设想。他说，空间站迟早是要搞的，若等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那时候就晚了。当时最激烈的分歧争论体现在中国是以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起步。任新民最初倾向于高起点的航天飞机，但后来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情，最终明确表示上飞船比上航天飞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不久，由当时的国防科工委组织成立了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那一年炎热夏季的一天夜里快12点时，我们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我看到任老总头发贴在汗淋淋的头上，身着短袖衣、飘悠悠的薄裤,精神矍铄地出现在门口。75岁的任老总事先没打招呼突然来到了会议室。大家一看任老总来了，立马全体站立起来。任老总很随意地与大家坐在一起开始了颇有启发与开导作用的问答。对于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任老总谦虚地说，我只能说这些，准确的结论可以安排专题会议专门给你们答复。他就是这么个认真的老头儿。大家一再催促他早点儿回去休息，他却与大家谈笑风生一直待到深夜1点多钟才离去，临走还一再催促我们不要熬得太晚，第二天还有正常工作。
1992年9月2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会议要求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
此时任老总已是77岁高龄，他被任命为首席顾问。之后他老当益壮，坚持参加研制中重大问题攻关研讨会。他尽其所能，帮助和支持年轻科技人员攻克载人航天的关键技术，直接参与方案论证、技术评审，呕心沥血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献计献策。
7 90岁仍然上班工作
自1999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在酒泉点火升空，到2003年10月15日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4年间，每次发射，任老总都出现在酒泉航天发射中心的发射现场。2003年，任老总已年满88周岁。这个年龄仍然坐镇在航天发射第一线，这是什么样的意志和体魄!怎能不令人钦佩!
1999年5月， 84岁的任老总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坐镇参与指挥了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射。2002年5月， 87岁的任老总又一次奔赴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坐镇参与指挥了气象卫星的又一次发射。直到90岁，大家还常常能看到任老总提着文件包到办公室上班。
任老总有一副好身板，为他常年东奔西跑、走南闯北提供源源动力。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发射场，每天晚饭后只要没有急事，他都会沿着发射场的公路走路，步伐不大但频率高，步履稳健。
有一年，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总结会在山东泰安市召开。会议闲暇，会务组安排爬泰山。只一会儿工夫，比任老总小将近40岁的我已经是气喘吁吁，而任老总却旁若无人稳步向前。会务组让他坐缆车，都被他谢绝。我跟在后面自然也没好意思坐缆车，随任老总一路爬到南天门。第二天，我的腿酸痛无比，连下楼梯都有困难，我为自己的样子不好意思之际，发现我们步行爬到南天门的所有人都与我相差无几。而任老总从我们身边过去却毫无异常，迈着平常的步子“腾、腾、腾”上了楼。看着他的背影，大家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又一次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会议在北京怀柔召开。会议期间，会务组安排大家爬慕田峪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我又紧随在任老总身后当好汉。任老总又是一路领先，健步登到长城的顶部向我们招手致意。
30年前，任老总提出中国航天加快进入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这一目标随着中国新型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随着门类齐全的应用卫星投入使用，随着航天员一次次太空翱翔准确返回，随着神舟与天宫完美精准对接早已实现。任老总晚年又关注着中国航天进入世界航天强国和航天军民融合战略问题。他认为航天军民融合是航天快速发展、更好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按照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真正做到民营与国企公平竞争，在国家统一规划下，扶持和推动民营航天作为国家航天的有益延伸和有效补充，这样将会更有力推进中国航天的全面发展
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事迹（篇7）
任新民(1915.12.5—2017.2.12)，安徽省宁国市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0年毕业于重庆军政部兵工学校大学部。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任新民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他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航天“总总师”。
任新民的一生波澜壮阔，他自己却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迈出科技报国第一步
1929年，年仅14岁的任新民满怀救国热情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的安徽宣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血腥屠杀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中共特派员组织了“冒埠暴动”，但被特务队等武装力量镇压，党员、共青团员名单也被泄露。为了躲避当局的审查，在宣城上中学的任新民被父亲送到了偏远山区，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任新民崇敬和热爱的师友在暴动中被杀、被捕，自己的报国壮志在穷乡僻壤的避难之所也无处伸展。谁也不知道这个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少年人承受了多少愤懑与痛苦，但他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同时也在刻苦自学中学课程。半年后，任新民参加了南京市高中招生考试，被南京钟英中学录取，3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
“七七事变”后，重庆的中央兵工学校大学部为解决兵器制造人才奇缺的问题，从各大学招收二、三年级学生插班学习兵工专业。任新民踊跃报名考试，被造兵系录用。这时候的任新民被浓厚的抗日氛围重新点燃，他学习的枪炮设计制作和使用，为中国人反抗侵略提供枪支弹药，为抗日战场研制枪炮、火药，他科技救国的抱负实现了第一步。
1945年，任新民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磨床铣床厂实习，挥别满目疮痍的山城重庆、山河破碎的故国热土，乘军机辗转到印度，再搭乘轮船前往这所世界知名的机床跨国公司。实习期间，任新民吃苦耐劳，以顽强的毅力克服身在异国他乡的重重困难，工读兼顾，在实习结束后考取了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他在学校近乎“痴迷”地专注于学习和研究，仅用4年时间就取得了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在博士毕业前被聘为布法罗大学工程系讲师。
随着国内局势渐趋明朗，归心似箭的任新民欣喜若狂。1949年6月，任新民乘邮轮回国，快到上海时吴淞口被国民党军队轰炸，邮轮只能返回香港。任新民在海上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到达了天津塘沽港。阔别多年，任新民已学成归来，而他立志报效的祖国也旧貌换新颜。
归国后的任新民参与筹建培养武器装备研制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1956年，在钱学森的主持下，任新民参与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建立》的编制。随后，任新民从哈尔滨调入北京，参与筹建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创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总设计师室(六室)主任。
中国第一台液体火箭发动机总设计师
1958年，任新民被任命为“1059”(苏联导弹P-2仿制弹)的发动机总设计师。“1059”的发动机是我国第一台自己制造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差，产品质量不稳定，而发动机的材料问题更是突出。任新民靠着严谨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逐一排查零件的质量问题，把关零件生产的工艺、工序。在发动机材料的问题上，任新民认同聂荣臻元帅的看法，材料不能依赖国外进口，他同多家有色金属冶炼厂、钢厂协议试制155种金属材料，又与石油部、轻工部等20多个单位协议试制87项非金属材料，这些协作生产不但保证了“1059”的仿制成功，也为中国导弹事业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仿制接近尾声时，苏联专家要求用作推进剂的液氧必须从苏联进口，但任新民坚持试用兰州化学实业公司生产的液氧。任新民与专家们严密检验、比对，中国生产的液氧被证实符合设计要求。
发动机研制完成后投入试验需要用到地面试车台。当中方研究人员问及试车台、试车规程的资料时，苏联专家回复要把仿制好的发动机拉到苏联去试车。任新民意识到不能在国内试车必然会卡住中国导弹事业的独立发展，他与同事们既为技术上的钳制气恼又为导弹研制进程心急如焚，在少有资料辅助的情况下，任新民与同事自主摸索、研究发动机试车台的设计与建设。经过几个月的分析、计算和研究，任新民带领专家们编写出一份极为详细的试车台设计任务书，又经过近一年的工程建设，中国第一台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验收成功。
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中国导弹事业研制的关键时期，历史风云变幻、测试机故障频发，任新民面临的压力可见一斑，而此时“1059”已经在大漠戈壁的塔架上整装待发。
1960年11月5日，“1059”如期发射，一举成功!聂荣臻元帅称“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059”后改名为“东风一号”，此后东风家族在中国导弹事业征程中不断开拓、节节胜利、步步为营，成为中国现代化国防的“镇国重器”。
中国航天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把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的“长征一号”，是在任新民领导研制的“东风四号”弹道导弹基础上研制成功的。作为“东风四号”的技术总负责人，任新民异常忙碌，他带领研制团队突破了我国第一个高空发动机研制中的多个技术难题：没有条件建立模拟高空环境的试车台，任新民与科技人员另辟蹊径，改造发动机系统，增加堵盖、薄膜等设施，为二级发动机点火创造了一个地面大气压环境;为了解决在地面难以获得发动机的高空性能参数的问题，他们采用发动机自身排氧抽真空，设计了一个抽真空扩散试验舱，为发动机创造了高空工作环境;为了提高发动机比冲，任新民带领研制团队设计出钛合金大喷管、玻璃钢大喷管，经过缜密设计、制作，反复试验，成功替代了昂贵、难加工的钛合金制品。
从1968年开始，任新民常驻戈壁大漠、东北寒地的发射场，领导和参与“东风三号”“东风四号”“长征一号”等的研制、飞行试验工作。“长征一号”任务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任务，对任新民来说是多重任务并行，忙上加忙，而主导科技大工程中的统筹、协作更是难上加难。
1970年，“东风四号”发射成功，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点火”后的“长征一号”托举“东方红一号”徐徐升空。试验队队长、发射卫星工程指挥部成员任新民站在激动的人群中，紧张地观察着火箭每一个踪迹，“捕获目标”“跟踪正常”“捕获正常”……15分钟后，国家广播事业局接收到了中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任新民说：“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任新民就是这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中国航天人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科学中勇攀高峰，在工程中负重前行。他驰骋的沙场不再是金戈铁马，他征战的疆域也不仅仅是星辰大海。中国的航天人在艰难困苦中、在失败挫折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谱写中国航天事业新篇章。